在詩中，他列舉了中國古代諸多忠直臣子：春秋齊國不畏死亡直書權臣弑君的太史兄弟；春秋晉國不畏權貴直書曆史的董狐；秦末在博浪沙行刺暴君秦始皇的張良；西漢出使匈奴被扣多年始終不背國的蘇武；三國時大義凜然的巴郡太守嚴顏；西晉時以身蔽帝的侍中嵇紹；唐朝“安史之亂”抗擊逆賊於睢陽的守將張巡；唐朝寧死不屈臨死大罵胡賊的常山太守顏杳卿，等等。接著，筆鋒一轉，他又列舉懷有高潔心誌的古人數名：東漢末年避亂遼東不肯同流合汙出仕的管寧；誓討篡國賊的諸葛亮；西晉擊楫中流、一心收複國土的祖逖；不肯與朱粲同流合汙的唐臣段秀實——所有這些仁人誌士的品德、誌氣，如同支撐天地的道德巨柱，是人生天地之間的根本所在。
所以，雖然是階下囚，雖然是失敗者，雖然是亡國臣，文天祥一腔精忠之氣，千年萬世，仍不斷鞭策後人，使我們在這一代完人的悲歌慷慨之中，感受到我們偉大民族悲壯、雄烈的人格力量。
在《正氣歌》的序中，我們可以想見那間囚室冬凍夏蒸、穢氣逼人的酷劣環境，而這位先前過慣了奢華生活的美男子能如此安之怡然。這讓筆者想起另外一個人，明末的大叛臣洪承疇。他剛剛被清兵生俘時，也曾想學文天祥，為國死節。可是，窺視他的滿人從他在牢房中撣掃衣上塵、坐立不安的舉動中，認定他不能守其初衷。果然，勸降之下，生性有“潔癖”的洪大人最終沒能做成“忠臣”。其實，有無潔癖並不重要，最關鍵的是心裏是否有“潔癖”，是否存有那股衝天而上的“正氣”。
同樣是朝廷重臣，同樣是讀書人出身，同樣有過奢華放縱的青年時代，“平日慷慨成仁易，事到臨頭一死難”，生死之際，人格高下立見分曉。
文天祥與洪承疇，隻是一念之差！
由於急需治國人才，忽必烈遍訪大臣，多數漢人降臣仍推薦文天祥。其實，這種心理也很微妙，似乎文天祥也降了，這些降臣心理上能感覺好過些。中國文人，隻要腦袋留在脖子上，就不能不思考“身後事”的問題。
於是，忽必烈派先前以福州獻降的王積翁去牢獄，勸告文天祥到新朝為官。
文天祥表示：“國亡之後，我隻欠一死。倘若新朝存寬容之心，使我能以道士身份返歸家鄉，我當可以考慮。如此，他日也可以方外之人的身份得備顧問。如果我現在做元朝的官，平生德業，皆一絲無存，新朝又怎能容下我這種反複之人！”
文天祥此時，其實是動了以道士身份回鄉重新組織抗元大業的念頭。但在形式上，他堅持原則，決意不搞假降真叛那一套。
王積翁倒相信了文天祥一席話，朝會上，他聯合十名宋朝降官上奏，請忽必烈允許釋放文天祥歸鄉，並允許他為道士。
留夢炎智商很高，十分忌諱文天祥被釋。他聞奏連忙出班，奏稱：“文天祥得釋，必定在江南搞恢複宋國的大事，到時，置吾十人於何地！”
忽必烈深覺有理，便暫時壓下釋放文天祥的事情。隔了一段時間，忽必烈覺得文天祥始終不屈，敬佩他的人品，便又想釋放他，想以此成就元朝不殺忠臣的“美名”。
朝議時，曾在江西與文天祥打過仗的宰臣麥術丁堅執不可，認為放文天祥就等於放虎歸山。
1282年年底，有閩僧上言忽必烈，說是“土星擾帝座”。元朝諸帝皆是大迷信之人，正驚疑間，又有人報稱大都以南的中山一帶有人造反，自稱是宋朝皇帝，擁眾千人，聲稱要進攻大都來劫“文丞相”。
此前不久，為忽必烈斂財的權臣阿合馬剛剛被漢人王著等人所殺，元廷內部諸派鬥爭激烈。在此情況下，為防止宋朝死灰複燃，忽必烈下令把被俘的宋恭帝及宗室人員皆遷於更北的上都。
然後，他招文天祥入宮，親自做最後的勸降。
望著殿下麵容清臒、一身襤褸囚服的文天祥，殺人不眨眼的忽必烈心中頓生敬意，他以罕有的溫和語氣，勸文天祥說：“汝以事宋之心事我，當以汝為宰相。”
“我文天祥為宋朝宰相，安能事二姓！願賜我一死，足矣！”文天祥朗言。
忽必烈歎息，仍舊不忍心下令殺文天祥，令衛士押之回獄。
朝廷之上的蒙、漢各族官員皆紛紛上奏，勸說忽必烈把文天祥殺掉，以絕後患。
思慮再三，忽必烈終於同意。
1283年1月9日，文天祥被押至大都柴市刑場，從容就義。臨刑前，由於多年被囚禁於鬥室，文天祥已經喪失方向感。於是，他問觀刑之人南方故國方向何在。
得到指示後，文天祥南向再拜，禮畢，索筆為詩一首：
昔年單舸走淮揚，萬死逃生輔宋皇。
天地不容興社稷，邦家無主失忠良。
神歸嵩嶽風雲變，氣入煙嵐草木荒。
南望九原何處是，關河黯淡路茫茫。
寫畢，他對執刀的劊子手說：“吾事畢矣。”
微笑間，大英雄伏首受刑。時年47歲。
大都觀刑百姓上萬，皆感動流淚。
死後，劊子手發現文天祥衣帶裏留有一封絕命書：
死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文天祥，以他鮮血淋漓的頭顱，為大宋王朝畫上了一個驚歎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