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林語堂先生看來，曆史上，中國人以悠閑的生活方式著稱於世，我們不那麼汲汲營營，忙於謀利賺錢；相較而言，美國人過分期望事業的成功，過分講求效率，過分守時，這“似乎是美國的三大惡習”。
話語中有一些調侃意味，但是，時隔不到一個世紀，中國人在世界上擁有了一個更廣闊的平台，而在社會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人們的生活節奏也越來越快了。在我們匆忙行走的同時，焦慮和壓力與日俱增，林語堂先生曾經堅信：“中國有一種輕逸的，一種近乎愉快的哲學，他們的哲學氣質，可以在他們那種智慧而快樂的生活哲學裏找到最好的論據。”他甚至以此推導：“假如不是這樣的話，一個民族經過了四千年專講效率的生活的高血壓，那是早已不能繼續生存了。四千年專重效能的生活能毀滅任何一個民族。”
那麼，在21世紀這個講求效率的時代裏，中國人輕逸愉快的哲學還能夠幫助我們嗎？
在《生活的藝術》中，林語堂先生還說過這樣一句話：“社會哲學的最高目標，也無非是希望每個人都可以過上幸福的生活。”
這是一個哲學目標，也是一個生活理想。近兩年來，中國政府在整體上追求發展的同時，也提出降低GDP的增長速度，提升幸福指數的社會目標。事實上，在當今社會裏，相比於成功而言，幸福已經變成了更為奢侈的一件事。人們追逐成功，而成功卻無法帶給個人生命價值的全部滿足。或許我們缺少的隻是一點意趣、一點閑情，缺少了與家人共處的那些閃光的零碎的時間。從這個角度來看，許多所謂成功者的生命版圖中填滿了頭銜和財富，卻缺少了靈性和健康。而對我們更多負荷生命重擔的普通百姓而言，那些頭銜和財富成為了關於成功的簡單標簽。他們在成為大眾心中成功偶像的同時，生命中的荒蕪和蒼涼卻被忽略了。
什麼是中國人的理想呢？在林語堂看來，“中國人最崇高的理想，就是一個不必逃避人類社會和人生，而本性仍能保持原有快樂的人”。
我是如此喜歡林語堂先生，如同他單純而深摯地喜歡蘇東坡。
上上個世紀末的1895年，林語堂出生在福建漳州一個叫作阪仔村的村落。他的父親是位牧師，所以林語堂從小就信奉基督教。他在廈門讀完中學後，來到上海，進入聖約翰大學。
大學畢業後，這個熟練掌握了英語的男孩向父親宣告，自己放棄了基督教信仰。他說：“如若一個人承認行善的本身即是一件好事，他即會自然而然將宗教的引人行善的餌誘視作贅物，並將視之為足以掩罩道德真理的彩色的東西。人類之間的互愛應該就是一件終結的和絕對的事實。我們應該不必借著上天第三者的關係而即彼此相愛。”
在林語堂先生看來，曆史上，中國人以悠閑的生活方式著稱於世，我們不那麼汲汲營營，忙於謀利賺錢；相較而言，美國人過分期望事業的成功，過分講求效率，過分守時，這“似乎是美國的三大惡習”。
話語中有一些調侃意味，但是，時隔不到一個世紀，中國人在世界上擁有了一個更廣闊的平台，而在社會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人們的生活節奏也越來越快了。在我們匆忙行走的同時，焦慮和壓力與日俱增，林語堂先生曾經堅信：“中國有一種輕逸的，一種近乎愉快的哲學，他們的哲學氣質，可以在他們那種智慧而快樂的生活哲學裏找到最好的論據。”他甚至以此推導：“假如不是這樣的話，一個民族經過了四千年專講效率的生活的高血壓，那是早已不能繼續生存了。四千年專重效能的生活能毀滅任何一個民族。”
那麼，在21世紀這個講求效率的時代裏，中國人輕逸愉快的哲學還能夠幫助我們嗎？
在《生活的藝術》中，林語堂先生還說過這樣一句話：“社會哲學的最高目標，也無非是希望每個人都可以過上幸福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