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元的熔爐，把一個又一個曾經野蠻的民族，包括吐穀渾、黨項、契丹、女真、沙陀、渤海以及數不清的“西南夷”部落，統統同化掉，昔日顯赫一時的民族皆成為今天的“中華民族”，雖然這並非出於統治者的初衷，卻極大地促進了日後主體民族國家超強的穩定性和凝聚力。正是元朝前所未有的超強吸附力，西藏高原、雲南高原和蒙古高原鑄就了中國版圖不可更改的政治地理防護牆。
如果暫時“忘卻”蒙古人東征西殺的殘酷性、破壞力，那個時代所迸發的不可抑止的創造力、擴張力、競爭力、進取力，確實太值得後人悠然神往。
可惜的是，民族壓迫這一致命的症結從一開始就注定了元帝國的結局一定是個巨大的曆史廢墟。蒙古統治者沒有抓住“漢化”的曆史機遇，他們太多的精力都浪費在消受和享樂以及防止如何被“同化”的方麵。草原雖然非常遼闊，卻沒有賦予“黃金家族”優秀而遼闊的政治視野的基因。
不可否認的是，蒙古人在十三世紀晚期帶來的血與火，從某種意義上也滌蕩了漢民族的頹靡苟全。殘酷有時促人警醒，殺戮有時會讓複仇的雄心蘇醒。相比清朝，蒙古統治者本質上仍存有草原藍天下那種質樸的野蠻和不加掩飾的爽朗，他們來得急、去得快、輸得起、放得下。
有一種悲愴值得人們原諒：當一個國家或民族的曆史轟然達至巔峰之後，無論前瞻還是後顧，都將是向下而行。
時光流逝百年，蒙古刀劍仍舊鋒利無比，隻不過它們新主人的手再也握不住這些沉重的利器了。以暴易暴的魔咒，再一次把這樣一個不可一世的帝國送入曆史的黑洞。
自蒙古旗幟從大都消失之後，幾百年過去，出於政治原因、民族偏見以及這樣那樣的“理由”，對於元朝，除過激的、以偏概全的“謳歌”以外，後人無外乎更加矯枉過正地把它“一團漆黑化”。
細加審視，百年之中大元所取得的成就，我們不能視而不見。
郭守敬的《授時曆》，是元朝科技的裏程碑和總代表。它首先使用“截元法”和當時的新科技。同時，為了測算準確，元朝人前所未有地在從極北至南海的廣闊地域間設置了二十七個天文觀測站，無論是儀器還是計算法，都領先世界幾百年；數學家李治提出“天元術”（立方程），朱世傑提出“四元術”（多元高次聯立方程解法）；朱思本繪成《輿地圖》，汪大淵有地理學專著《島夷誌略》；軍事方麵“成果”累累，集火藥與彈道技術於一身的新型武器“火銃”定型於這個時期；農業科技相對得到發展，王楨的《農書》可謂是當時的集大成者；棉紡技術得到普及，“黃道婆”就是那個時代這一行業鼎盛的“代名詞”；交通係統尤為發達和先進，“適千裏者如在戶庭，之萬裏者如出鄰家”。運河開鑿、航海技術、製鹽業、兵器業空前發展……可以想見，雖然號稱“停滯”，但科技一直在進步著。
大元的熔爐，把一個又一個曾經野蠻的民族，包括吐穀渾、黨項、契丹、女真、沙陀、渤海以及數不清的“西南夷”部落，統統同化掉，昔日顯赫一時的民族皆成為今天的“中華民族”，雖然這並非出於統治者的初衷，卻極大地促進了日後主體民族國家超強的穩定性和凝聚力。正是元朝前所未有的超強吸附力，西藏高原、雲南高原和蒙古高原鑄就了中國版圖不可更改的政治地理防護牆。
如果暫時“忘卻”蒙古人東征西殺的殘酷性、破壞力，那個時代所迸發的不可抑止的創造力、擴張力、競爭力、進取力，確實太值得後人悠然神往。
可惜的是，民族壓迫這一致命的症結從一開始就注定了元帝國的結局一定是個巨大的曆史廢墟。蒙古統治者沒有抓住“漢化”的曆史機遇，他們太多的精力都浪費在消受和享樂以及防止如何被“同化”的方麵。草原雖然非常遼闊，卻沒有賦予“黃金家族”優秀而遼闊的政治視野的基因。
不可否認的是，蒙古人在十三世紀晚期帶來的血與火，從某種意義上也滌蕩了漢民族的頹靡苟全。殘酷有時促人警醒，殺戮有時會讓複仇的雄心蘇醒。相比清朝，蒙古統治者本質上仍存有草原藍天下那種質樸的野蠻和不加掩飾的爽朗，他們來得急、去得快、輸得起、放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