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種悲愴值得人們原諒：當一個國家或民族的曆史轟然達至巔峰之後，無論前瞻還是後顧，都將是向下而行。
時光流逝百年，蒙古刀劍仍舊鋒利無比，隻不過它們新主人的手再也握不住這些沉重的利器了。以暴易暴的魔咒，再一次把這樣一個不可一世的帝國送入曆史的黑洞。
自蒙古旗幟從大都消失之後，幾百年過去，出於政治原因、民族偏見以及這樣那樣的“理由”，對於元朝，除過激的、以偏概全的“謳歌”以外，後人無外乎更加矯枉過正地把它“一團漆黑化”。
細加審視，百年之中大元所取得的成就，我們不能視而不見。
郭守敬的《授時曆》，是元朝科技的裏程碑和總代表。它首先使用“截元法”和當時的新科技。同時，為了測算準確，元朝人前所未有地在從極北至南海的廣闊地域間設置了二十七個天文觀測站，無論是儀器還是計算法，都領先世界幾百年；數學家李治提出“天元術”（立方程），朱世傑提出“四元術”（多元高次聯立方程解法）；朱思本繪成《輿地圖》，汪大淵有地理學專著《島夷誌略》；軍事方麵“成果”累累，集火藥與彈道技術於一身的新型武器“火銃”定型於這個時期；農業科技相對得到發展，王楨的《農書》可謂是當時的集大成者；棉紡技術得到普及，“黃道婆”就是那個時代這一行業鼎盛的“代名詞”；交通係統尤為發達和先進，“適千裏者如在戶庭，之萬裏者如出鄰家”。運河開鑿、航海技術、製鹽業、兵器業空前發展……可以想見，雖然號稱“停滯”，但科技一直在進步著。
在文學藝術領域內，中國戲劇無論是創作質量還是思想內容，在元朝都臻至巔峰狀態。人民喜聞樂見的“通俗文學”，火山爆發一樣湧現在這個正統文化備受摧殘的年代。即使是元人最不“擅長”的詩歌形式，百年之間，也出現了四千多位詩人，存詩十三萬首之多。唐代流傳至今的詩作有五萬首，詩人二千二百位。宋朝有詩二十七萬首，詩人九千多位。但是，唐宋均有三百年左右的曆史，相較之下，元詩從質到量絲毫不見遜色，況且它還有與漢賦、唐詩、宋詞比肩的“元曲”峙立於曆史長河間。特別是薩都剌、貫雲石、餘闕、迺賢這樣的色目詩人，風格奇特、卓爾不群，形成了中國詩歌史上令人刮目相看的“異類”。
十三世紀，蒙古的鐵蹄聲中，整個世界都在顫抖，西方人更是惡毒地詛咒這股強大的熔岩流為“黃禍”。其實，從長遠的曆史來看，蒙古西征最有利於後來西歐諸國的崛起，因為正是蒙古人給予了當時的穆斯林以沉重打擊，並讓東羅馬帝國借此機會苟延殘喘了兩百多年。特別是他們在今天俄羅斯地區的統治所造成的“後遺症”，更間接地幫了西歐國家率先進步的“大忙”。
相較而言，北部中國在蒙古崛起時受創最深，南部中國由於忽必烈時代漢人儒士的勸告，受摧毀程度和被屠殺人數都相對降低。令許多人疑惑不解的一個問題是，中國的北宋、南宋文明那樣發達，為何都相繼敗於野蠻、落後的女真和蒙古？
這個答案很簡單，因為當時的漢文明，從政治學意義上講，是一種衰敗的文明。
落後民族沒有任何心理和政治負擔，他們會不顧一切地向這種“先進”而又衰弱的文明發動進攻。由於“先進”文明的內部經濟結構、政治結構的複雜性和聯動性，其力量反而四趨分散和消解，文明最終成為“拖累”。而曠日持久的備戰和戰爭使“文明”的成本呈幾何級數放大，社會負擔越來越沉重，最終被簡單而又野蠻的力量消滅掉。
可以想見，蒙古人乍起之時，如同那些攀越雪峰的勇敢者一樣，他們盡其所能，使用全部的精力、氣力和智力。所以，他們把每次進攻都當作是邁向萬丈深淵前的一搏。麵對這樣的進攻者，又有哪個瞻前顧後、思慮多端的“文明者”能抵擋呢？
元朝的統治，是“戒備主義”和“實用主義”相結合的一種高難度藝術。但是，漢文明的“高級”，最終讓蒙古上層貴族因為“技術”方麵的無法企及和借鑒產生了“厭惡”，而這種“厭惡”又蛻化為愚昧的、盲目的“仇視”。他們既不能改造這種文明，又不能完全融入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