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科舉考試與學校教育是並行的，每次都是由朱元璋親策於朝廷。應會試的舉人多者為600人，少者為97人。無論人數是多還是少，如果能夠一次次地舉行，那也是社會安定、教育發展的很好表現，朱元璋對此也是十分高興的。
教化不單是學校教育，在官吏中推行教化尤其令朱元璋關注，因為這是和整個社會風尚緊密相連的，同時也是與統治的穩定分不開的。另外，朱元璋在用刑方麵，也總是令人感到太重了，甚至有時還是矛盾的：即重犯輕判或重罪輕罰的事例可舉者不少，而輕犯重判或輕罪嚴懲的則是更多。更有甚者，認為自己沒有犯罪的卻一下子就被殺頭了，這主要以文字獄的事件最為突出。
在文字獄出現時，好像寫篇文章用個詞都會讓朱元璋感到憤怒，本來是無意攻擊朱元璋的，結果卻被視為了十惡不赦的罪人。對於所犯的罪給予的懲罰，或輕或重，也並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好像是以朱元璋的喜怒無常來代替了法律上的嚴格規定。但是，晚年時的朱元璋在這方麵也是有所改變的。由此可見，對一個帝王來說，喜和憂在其心中始終是並存的。
繼文字獄以後又出現了科場案，它是朱元璋實行專製獨裁，有意吸引北方儒士入朝為官，以壯大自己的勢力的又一表現。當時江浙一帶的富豪大戶比較多，那裏又是張士誠的老巢，因此許多人都與張士誠有關係。朱元璋有著極為強烈的仇富心理，他對於江浙一帶的讀書人，也懷有深深的敵意。
朱元璋為了打擊江南士人，培植拉攏北方的知識分子，還搞了一場驚動全國的科場大案。這也是朱元璋晚年時的一場較大並且特殊的文案。全案的首犯為年逾80歲的學士劉三吾，這位大器晚成的儒士是茶陵人。
洪武十八年，也就是1385年，當時已經73歲的劉三吾入朝拜見朱元璋，被授左讚善，官至翰林學士。當時正趕上製定各種規章法律，劉三吾也參與其中。
劉三吾為朱元璋的大作《大誥》及《洪範注》等作序，奉敕主編《省躬錄》《書傳會選》《寰宇通誌》《禮製集要》等書。朱元璋很是滿意，因而劉三吾受到了禮遇。劉三吾在朝中與汪睿、朱善並稱為“三老”，其為人慷慨率直，不懷成見，自號坦坦翁，尤其是大節不虧。
1397年，劉三吾受命與紀善、白信蹈等主考會試。劉三吾主考榜發，宋琮等51人考中，他們都是江南士人，北方則無一人考中。於是，北方士子議論紛紛，說劉三吾等考官都是南方人故意偏袒鄉裏，歧視北方人。
在此時，朱元璋也心下生疑。於是，他就命侍講學士張信等重新審閱北方落榜舉子的試卷。結果，仍然沒有一個及格的，證明劉三吾等是出以公心，判卷也並無錯誤，錄取名額的不同，是地區間文化差異造成的。
此外，科舉考試與學校教育是並行的，每次都是由朱元璋親策於朝廷。應會試的舉人多者為600人，少者為97人。無論人數是多還是少，如果能夠一次次地舉行，那也是社會安定、教育發展的很好表現，朱元璋對此也是十分高興的。
教化不單是學校教育，在官吏中推行教化尤其令朱元璋關注，因為這是和整個社會風尚緊密相連的，同時也是與統治的穩定分不開的。另外，朱元璋在用刑方麵，也總是令人感到太重了，甚至有時還是矛盾的：即重犯輕判或重罪輕罰的事例可舉者不少，而輕犯重判或輕罪嚴懲的則是更多。更有甚者，認為自己沒有犯罪的卻一下子就被殺頭了，這主要以文字獄的事件最為突出。
在文字獄出現時，好像寫篇文章用個詞都會讓朱元璋感到憤怒，本來是無意攻擊朱元璋的，結果卻被視為了十惡不赦的罪人。對於所犯的罪給予的懲罰，或輕或重，也並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好像是以朱元璋的喜怒無常來代替了法律上的嚴格規定。但是，晚年時的朱元璋在這方麵也是有所改變的。由此可見，對一個帝王來說，喜和憂在其心中始終是並存的。
繼文字獄以後又出現了科場案，它是朱元璋實行專製獨裁，有意吸引北方儒士入朝為官，以壯大自己的勢力的又一表現。當時江浙一帶的富豪大戶比較多，那裏又是張士誠的老巢，因此許多人都與張士誠有關係。朱元璋有著極為強烈的仇富心理，他對於江浙一帶的讀書人，也懷有深深的敵意。
朱元璋為了打擊江南士人，培植拉攏北方的知識分子，還搞了一場驚動全國的科場大案。這也是朱元璋晚年時的一場較大並且特殊的文案。全案的首犯為年逾80歲的學士劉三吾，這位大器晚成的儒士是茶陵人。
洪武十八年，也就是1385年，當時已經73歲的劉三吾入朝拜見朱元璋，被授左讚善，官至翰林學士。當時正趕上製定各種規章法律，劉三吾也參與其中。
劉三吾為朱元璋的大作《大誥》及《洪範注》等作序，奉敕主編《省躬錄》《書傳會選》《寰宇通誌》《禮製集要》等書。朱元璋很是滿意，因而劉三吾受到了禮遇。劉三吾在朝中與汪睿、朱善並稱為“三老”，其為人慷慨率直，不懷成見，自號坦坦翁，尤其是大節不虧。
1397年，劉三吾受命與紀善、白信蹈等主考會試。劉三吾主考榜發，宋琮等51人考中，他們都是江南士人，北方則無一人考中。於是，北方士子議論紛紛，說劉三吾等考官都是南方人故意偏袒鄉裏，歧視北方人。
在此時，朱元璋也心下生疑。於是，他就命侍講學士張信等重新審閱北方落榜舉子的試卷。結果，仍然沒有一個及格的，證明劉三吾等是出以公心，判卷也並無錯誤，錄取名額的不同，是地區間文化差異造成的。
可是，北方的士子依然不服氣，他們不相信北方人都是笨蛋。於是，他們把矛頭指向了以張信為首的複審官，誣陷他們受了劉三吾的賄賂和囑托，故意拿一些低劣的卷子進行複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