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以後，消費主義文化逐漸成功地使一切藝術家就範於市場，文藝人之間的隔行交誼固然未曾絕跡，但以我在紐約的耳聞目擊，那裏的藝術家最純潔的記憶止於六十年代中期。極簡藝術家羅伯特·曼戈德1970年失望地離開紐約後，這樣說道：“我不喜歡這兒彌漫的商業氣息，情形變得分崩離析，藝術家都在彼此嫉妒。我隻想忘掉藝術圈，對我而言，那是一個絕境。”而冷戰時期的蘇聯和中國，還用說嗎：無所不在的政治毒藥，傲慢的文藝黨官，構成無情而有效的權力網絡，一步步瓦解並銷毀了藝術家之間真摯美好的關係：初期，集體屈服、出賣、苟且，是文藝家的常態；一路扭曲到現在，則是集體性的犬儒主義，機會主義，彼此提防，彼此冷漠，彼此裝，頂多，是彼此客客氣氣。
這時候，民國年間魯迅和一群小家夥的關係，就成了新中國新藝術的唯一傳奇。魯迅太喜歡繪畫了，他要是活轉來，以他的熱心腸，怎麼跟大家來往呢？他那點學曆，休想和在座諸位比--他拿得出一份像樣的結業證書嗎--我猜，他給貴研究院看門的資格都沒有，憑什麼結交我們這些共和國的學院教授、文藝學者，或是戴著博士頭銜，身兼“副處級”、“副局級”甚至“副部級”的大藝術家？在今日的中國，魯迅隻能吞回他的呐喊，繼續他的彷徨，和藝術沒有關係。
今天是需要記得的日子：所有與會者的發言稿都被要求事先呈交當局審查，但我不肯從命。而魯迅的話題早已很尷尬：他給利用了七十多年，利用夠了，如今被撂在一邊，卻弄得是再來說他，不宜，不說，也不宜：繼續紀念他，隻怕言論不和諧，完全不提他，他又尺寸太大，堵在現代中國的曆史上。這次論壇別的不敢提，單隻聊聊“魯迅和藝術”，倒也是個不壞的招--以上就是我要說的話，請負責審查的小老爺們，仔細審查。
2010年11月18日初稿
2010年12月31日改定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