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香港的對比，更是清楚地表明一個有作為的工會製度和土地製度對製
造業是多麼重要。事實證明，完善的工會製度是強大製造業不可或缺的管
理力量。我們過去總是強調企業家的作用，完全忽略了工會的作用，這顯
然是需要我們重新思考的。
但要把權力真正還給社會，最大的阻力還是來自地方。地方現在是無
限責任，現在我們很多問題不是沒有問責，而是什麼都對地方問責。我們
也許應該大膽地想一想，是不是要像對央行設定法定目標一樣，也給地方
政府明確的有限責任。我們現在給地方無限的責任，表麵上每次都對地方
問責了，實際上，為了應對食品安全、房價物價穩定等涉及社會穩定的經
濟問題，地方大量製定行政法規，而行政法規中動輒亂罰款、亂整頓。
這麼問責下去，長此以往真正受害的反而是企業。現在地方對企業的
騷擾已經沒有邊際，從消防安全到節能減排，幾乎所有政府部門，甚至臨
時組建的辦公室或領導小組都能關停企業，企業要在生產經營之外應對如
此繁重的社會任務。我們看織裏事件、增城事件本來都是基層稅收問題，
但是亂攤派、亂授權導致基層政府職能外包化，外包攤派又淪為黑社會`本`作`品`由`思`兔`網`提`供`線`上`閱`讀`
化，最終釀成嚴重的社會動蕩和政府危機。
在經濟管理中，不僅基層對企業的幹預缺少法律規範，上對下的管理
也往往缺少內在約束，這樣同樣會造成問題，常常導致好心辦壞事。比
如，勞動關係法在沒有試行的情況下就強製推行，而“五險一金”也是不
分青紅皂白要求企業一次補齊。更嚴重的是，在全世界最低工資都是反複
谘詢、慎之又慎的，可是我們很多地方卻說漲就漲，根本不考慮會不會傷
及企業、傷及就業。這種缺少法律規範的強製行為最為嚴重的是我們的土
地規劃，亂規劃、亂拆遷，各地都喜歡搞政務區、搞產業園，把轄區企業
都集中搬到一起，這樣做對地方政府來說容易出政績，容易申請國家級產
業園，還能騰出市區的土地，獲得土地出讓金收入。可憐的是我們的企
業，被折騰來折騰去，很多企業因為地方政府拖欠土地補償款或拖延騰挪
土地而陷入危機。比企業更可憐的是我們老百姓，因為企業通常有土地
證，可是老百姓卻被地方政府創造性地發現了“弱點”，各地竟然極富創
意地搞出來一套先“依法”認定違章違法建築、再以拆違為突破推進拆遷
的工作思路，其惡果就是直接喪失了老百姓對法院、法律和政府的信心。
總而言之，基本的經濟公平(反壟斷、反不正當競爭、反濫用優勢地
位、反行政壟斷)和市場經濟倫理已經無法在現有體製內得到保障，而閉
門造車的司法改革因為缺少問責製、缺少自我改革的動力，已無法維護經
濟公平和市場倫理。而這些都源自於現有體製無法扼製腐敗，腐敗的蔓延
是因為權力尋租的邊界一直在蔓延。這種公然的腐敗就好比是把錢堆在那
裏，誘惑權力尋租者琢磨怎麼從中分一杯羹。而我們推動的每一次改革，
其結果都是握有話語權的既得利益者獲得更大利益，老百姓的利益都在受
損。單靠經濟改革已經無法完成改革的使命，我們需要以社會公平和扼製
腐敗為目標，重新構思整個經濟改革的總體目標。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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