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責監督督導地方落實。
在此基礎上，我們應該區分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區分經濟政策和社
會政策，而漠視社會問題的發展模式，並不會取得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我
們經常提分配政策改革，但是我們從沒有抓到問題的本質。分配政策不應
該是重點，重點是社會政策。政府有責任和義務營造一個人人平等的社
會，我們應該搞一個係統的“立足點工程"、“中產階級工程”和“藏富
於民工程"。和美國、德國比，為什麼我們上學貴、買房子貴、工資少、
壓力大根本原因是人家公共財政的轉移支付係統做得比我們好。要知
道，全世界的稅收都是以促進公平為目的進行轉移支付的，中央政府應該
利用財權保證全國老百姓得到基本一致的公共服務，縮小不同地區間的貧
富差距，縮小地區內部老百姓之間的貧富差距。而高效的不需要“跑部錢
進”的地區之間轉移支付，需要我們建立目標管理製的行政流程和透明公
開的問責程序。
三、經濟決策需要賦權於民。問策於社會
所有改革的起點和終點都應該是讓老百姓生活得更幸福。所以，老百姓
的參與非常重要。沒有老百姓的參與，保障房的標準和過程就缺少合法性、
認同感和公平感，沒有老百姓程序性地、建設性地表達民意，水價、電價、
油價、車價都無法真正做到以人為本。因此，當務之急是如何在一個個具體
關係到社會和人民利益的經濟決策中，創造性地讓民眾參政議政。
我們能不能把這些決策委員會向社會開放比如交通委員會的三分之一
席位由出租車司機協會來推舉，三分之一席位由市長直接提名社會知名人士
和熱心公益的個人出任，餘下的三分之一留給主事的政府部門。實際上，在
紐約都市圈，本地的交通規劃委員會、學區教育政策委員會都是這樣對社會
開放的，由此形成社會與政府的良好互動。要知道，經過這些年的發展，我
們社會的民智水平已經非常高了。以上海磁懸浮項目為例，政府聘用的專家
裏有相關專業的大學教授，而沿線居民中也有具備專業知識的大學教授。基
於同樣的道理，從民怨甚深又有切膚之痛的教育學區改革等著手，交給民眾
決定自己學區的政策，不僅能夠極大地提高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和對政策的支
持，即便是有些決策失誤，也很容易取得民眾的諒解。
我們能不能改變發改委的工作作風將發改委由高高在上的決定企業
命運的機構，變為以科學、客觀、專業的政策調研和決策分析報告來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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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麵講的決策委員會。與此同時，中央的決策機構對地方的管理也應該轉
變作風，由過去的審批為主，變為指導為主，以決策科學化監督目前最大
的權力真空，即地方項目的決策政績化、短視化。這樣，政府的決策風格
就會逐漸由目前的前導能動型變為後置否決型，就像香港政府對香港證券
交易所的管理風格，更多的是請外部董事來決策，而自己隻在關鍵時候行
使否決權。
到現在，我們還沒怎麼意識到：很多經濟問題的背後是社會問題，而
社會問題有賴社會的廣泛參與。比如，工資問題的根本是社會政策出了嚴
重問題，這方麵我們在改革上嚴重缺乏信心，隻是一味抑製和回避，其實
我們應該重新定義工會。在我們印象中，工會是和企業對著幹的，會擾亂
社會秩序和經濟建設。國內媒體對工會的報道也都是負麵的。國內學界對
工會的研究也相當匱乏。
而在國外罷工、騷亂這些都隻是個別現象，工會的作用更多的是積極
的。比如說德國，德國在國際金融危機之前，正是工會的有力作為使得德
國的工資持續多年連續低於生產力提高的幅度。也就是說，正是工會幫助
默克爾政府實現了削減德國勞工工資，從而實現提高德國製造業的國際競
爭力，以及提高德國社會總體就業率的戰略目標。同時，透過對新加坡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