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知道歌德，起碼要比歌德了解中國晚一百年。有趣的是，經過專家學者的考訂，雖然零零碎碎可以找到一些文字數據，證明歌德這個名字早已開始登陸中國，然而歌德作品的真正影響，並不是來自遙遠的西方歐美，而是來自不很遙遠的東方日本。歌德並不是隨著八國聯軍的洋槍大炮闖入中國的，在“中西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基礎上，中國人向西方學習的動機，首先是“富國強兵”，是“船堅炮利”的物質基礎；其次才是精神層麵的文學藝術。以古怪聞名的辜鴻銘先生也許是最早知道歌德的中國人，他在西方留學時，曾與一個德國學者討論過歌德，話題是這位大師是否已經開始過氣，而他們的結論竟然是完全肯定。在辜鴻銘筆下，歌德最初被翻譯成了“俄特”，所謂“卓彼西哲，其名俄特”。
最初有心翻譯介紹歌德作品的中國人，應該是馬君武和蘇曼殊，這兩位都是留日學生。王國維和魯迅在各自的文章中，也曾以讚揚的語調提到過歌德，他們同樣有著留日的背景。不管我們願意不願意，不管我們相信不相信，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一直都與近鄰日本緊密聯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們似乎已習慣了跑到鄰居家去借火沾光，革命黨人跑去避難，年輕有為的學生跑去求學，為了學習軍事，為了學習文學或者科學。最終引起了戰爭也好，輸入了革命思想也好，反正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課題。說到底，歌德在中國的真正走紅，無疑要歸功於郭沫若在1922年翻譯出版的《少年維特之煩惱》，而郭沫若之所以會翻譯，顯然又與他留學東洋期間，這本書在日本的家喻戶曉有關。眾所周知，歌德最偉大的作品應該是《浮士德》，但是要說到他的文學影響，尤其是對東方的影響，恐怕還沒有一本書能與《少年維特之煩惱》媲美。
不太清楚郭沫若譯《少年維特之煩惱》之後，中國大陸一共出版了多少種譯本，影響既然巨大，數量肯定驚人。也許多得難以統計，根本就沒辦法準確計算，經過上網搜索，隻查到了一位日本學者統計的數字，迄今為止，在日本一共出版了四十五種《少年維特之煩惱》。這是個驚人的數字，卻很容易一目了然地說明問題。任何一本書，能夠產生廣泛的影響，通常都有產生影響的基礎。研究西方文學對中國文學的滲透，不難發現，很長一段時間內，歌德的影響力要遠遠大於其他作家。時至今日，讀者對外國文學的興趣早已五花八門，同樣是經典，有人喜歡英國的莎士比亞，有人喜歡法國的巴爾紮克，有人更喜歡俄國的托爾斯泰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還有人喜歡各式各樣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但是，以“五四”新文化運動為特征的現代文學，卻一度被《少年維特之煩惱》弄得十分癲狂，年輕的讀者奔走相告，洛陽頓時為之紙貴，由“維特熱”引發為“歌德熱”，顯然都是不爭的曆史事實。
回顧上世紀發生在中國的“歌德熱”，無疑以兩個時期最為代表。一是“五四”之後，這是一個狂飆和突飛猛進的時代，思想的火花在燃放，自由的激情在蓬勃發展，郭沫若譯本應運而生，深受包辦婚姻之苦的年輕人，立刻在維特的痛苦中找到了知音，在維特的煩惱中尋求答案。愛情開始被大聲疾呼，熱戀中的男女開始奮不顧身，少年維特的痛苦煩惱引起了一代年輕知識分子的思考。再是粉碎“四人幫”之後，經過了十年的文化浩劫，啟蒙的呼喚聲再次驚天動地響起，世界文學名著在瞬間就成為讀者爭相購買的暢銷書，1982年歌德逝世一百五十周年之際，紀念活動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歌德與中國·中國與歌德”的國際學術討論會在當時的西德海德堡召開，中國派出了以馮至為首的代表團。馮至是繼郭沫若之後，歌德研究方麵的最高權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