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的契訶夫寫了一大堆東西，自然不是為了故意三流，他隻不過是喜歡寫。喜歡才是真正的王道，喜歡寫作的人，三流一流本來無所謂，不像有些人，他們對文學並不熱愛，或者說根本就談不上喜歡，他們從事文學，僅僅為了當一流的作家，為了這個獎那個獎，為了反腐敗，為了世道人心，為了拯救似是而非的靈魂。契訶夫是學醫的，他玩文學完全業餘，是為了貼補家用，是因為走火入魔喜歡寫，三流一流的話題也是說說而已，對他來說沒有意義。
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巴金和丁玲，屬於一炮而紅，相同例子還有曹禺，都是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他們大大咧咧走上了文壇，上來就登堂入室，就等著日後進入名人堂。他們好像都沒經過讓人有點難堪的三流階段。與契訶夫的例子差不多的是沈從文，沈先生遠沒有上述幾位作家的好運氣，他能夠苦熬出來，多年媳婦熬成婆，一是靠自己的笨辦法，多寫拚命寫，還有就是靠文壇上的朋友幫忙推薦。他的創作道路是個很好的勵誌故事，沈先生曾經說過，一個人隻要多寫，認真寫，寫好了一點都不奇怪，寫不好才奇怪。記得年輕的時候，退稿退得完全沒有了信心，我便用沈先生的話來鼓勵自己。為什麼你會被退稿，為什麼你寫不出來，顯然是寫得還不夠多，因此，必須向前輩學習，隻有多寫，隻有咬著牙堅持。有時候，多寫和認真寫是我們唯一可控的事。出水再看兩腿泥，沈先生和他的文學前輩契訶夫一樣，如果不是堅持，如果不能堅持，他們後來的故事都可以免談。
契訶夫出生那年，1860年，林肯當了美國總統，英法聯軍攻陷北京，一把火燒了圓明園。太平天國還在南方作亂，大清政府惶惶不可終日，兩年前簽訂的《璦琿城和約》，就在這一年正式確認。此前還一直硬扛著不簽字，說簽也就簽了，這一簽字，中國的大片區域，成了俄國人的“新疆”，而庫頁島也就成了契訶夫與生俱來的國土。熟悉契訶夫小說的人都知道，如果他不是去那裏旅行，世界文學史便不會有一篇叫《第六病室》的優秀中篇小說。
考慮到隻活了四十四歲，考慮到已發表了大量小說，1888年，二十八歲的契訶夫基本上可以算一位高產的老作家了。這一年，是他的幸運之年，他在《北方導報》上發表了中篇小說《草原》。此前他的小說，更多的都發表在三流文學期刊上，《北方導報》有點像美國的《紐約客》，有點像中國的《收獲》和《人民文學》，想進入純文學的領地，必須到那兒去應卯。契訶夫闖蕩文學的江湖已久，從此一登龍門，點石成金身價百倍。他開始被承認，並得獎，得了一個“普希金文學獎”。這個獎在當年肯定有含金量，大約和我們的魯迅文學獎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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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和《第六病室》是中篇小說中的好標本，是世界文學中的珍貴遺產，說是王冠上的明珠也不過分。如果要選擇世界最優秀的十部中篇小說，從這兩部小說中選一個絕對沒有問題。
文學的江湖常會有些不成文規則，有時候，一舉成名未必是什麼好事。譬如巴金，大家能記住的隻是《家》，而他此後做的很多努力，都可能被讀者忽視。以文學品質而論，巴金最好的小說應該是他後期創作的《憩園》，是《寒夜》。那種近乎不講理的誤讀，不僅發生在一炮而紅的作家身上，而且會殃及苦苦地寫了一大堆東西的作家。很多人其實並不怎麼關心契訶夫在他真正成名前，曾經很努力地寫過什麼。同樣的道理，大家談論沈從文，是因為《邊城》；談論納博科夫，是因為《洛麗塔》。
代表作會讓閱讀成為一種減法，而減法又是省事和偷懶的代名詞。以一個同行的眼光來看，一個優秀作家，他的所有作品，都應該是作者文學生命的一部分。一個人也許要吃五個包子才會飽，不能因此就說，光是吃那第五個包子就行了，對有些作家來說，你真不能太著急，你就得一個包子接著一個包子吃，非得慢慢地吃到第五個，你才會突然明白寫作是怎麼回事。火到豬頭爛，馬到才成功，好的買賣往往並不便宜。偉大的納博科夫與海明威同年，這一年出生的作家還有阿根廷的博爾赫斯，還有中國的老舍和聞一多，如果僅僅是看成名，納博科夫成名最晚，晚得多，他的《洛麗塔》出版時，已是我這把年紀的老漢，已經接近了花甲之年。
話題還是回到契訶夫身上。他就是一名幹寫作活兒的農夫，隻知耕耘不問收獲。剛開始可能還是為了些小錢，到後來，作為一名醫生的他，如果不是因為熱愛，不是喜歡幹這個活兒，完全可以放棄寫作。中國人談寫作，過去常常要舉魯迅的例子，常常要舉郭沫若的例子，都喜歡煞有介事地說他們放棄醫學，從事文學，是因為文學對中國更有用，或者說文學比醫學更重要更偉大。這樣的看法，不僅是對醫學的不尊重，也是對文學的褻瀆。對於那些有心要從事文學的人來說，有一個觀點必須弄明白，有句話必須說清楚，並不是文學需要你，你沒有什麼大不了，是你需要文學，是看你喜歡不喜歡文學。文學沒有你沒任何關係，一個熱愛文學的人，沒有文學，很可能就是一種完全不一樣的生活。
契訶夫是我們文學前輩中最優秀的中短篇小說家，同時，他又是最優秀的劇作家。有時候，你甚至都難以區分清楚，到底是他的小說好，還是他的劇本更優秀。契訶夫究竟是應該寫小說，還是應該寫劇本，好像並沒有人討論這樣的話題。很難想象的卻是，一百多年前，已經成為小說大師的契訶夫，曾經為這個選擇痛苦和不安。1896年，三十六歲的契訶夫創作了《海鷗》，這個劇本上演時，遭遇到了空前的慘敗，觀眾一邊看戲，一邊哄堂大笑。當時的媒體終於找到一個狂歡機會，一家報紙很得意地評論說：“昨天隆重的福利演出，被前所未聞的醜陋蒙上了一層暗影，我們從未見過如此令人眩暈的失敗劇本。”另一家報紙的口吻更加刻薄：“契訶夫的《海鷗》死了，全體觀眾一致的噓聲殺死了它。像成千上萬隻蜜蜂、黃蜂和丸花蜂充斥著觀眾大廳，噓聲是那麼響亮那麼凶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