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階段的談判從1983年7月至1984年9月，兩國政府代表團就具體實質性問題進行了22輪會談。會談一開始，英方試圖以承認中國對香港的主權來換取1997年後繼續管治香港的所謂“治權”，這理所當然地遭到了中國方麵的拒絕。為此，直到第四輪，談判仍毫無進展。1983年鄧小平在會見訪華的英國前首相希思時指出，英國想用主權來換治權是行不通的。他勸告英方改變態度，以免出現到1984年9月中國不得不單方麵公布解決香港問題政策的局麵。10月英國首相來信提出，雙方可在中國建議的基礎上探討香港的永久性安排。這樣，到第五、第六輪會談時，英方才確認不再堅持英國對香港的管治，也不謀求任何形式的共管。至此，中英會談的主要障礙開始排除。
從第七輪談判開始；談判納入了以中國政府關於解決香港問題的基本方針政策為基礎進行討論的軌道。雖然英方明確承諾過不再提出任何與中國主權相衝突的建議，但實際上在談判中仍通過提交工作文件的方式，提出了許多企圖於1997年後在香港最大限度地保留英國影響和使香港脫離中國中央人民政府領導，成為某種獨立或半獨立“政治實體”的建議。例如，英方一再以“最大限度的自治”來修改中方主張的“高度自治”的內涵，反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直轄於中央政府；一再要求中方承諾不在香港駐軍，企圖限製中國對香港行使主權；要求在香港派駐不同於其他國家駐港總領事性質的“英國專員”代表機構，試圖把未來香港特別行政區變成一個英聯邦成員或準英聯邦成員：英方還提出持有香港身份證的海外官員可以擔任“公務員係統中直至最高層官員”，並要求中方承諾在1997年後原封不動地繼承香港政府的機構，以及過渡時期英方可能做出的改變等。很明顯這些主張是直接抵觸中國主權原則的，中方當然堅決反對。
從1984年4月第十二輪會談以後，雙方轉入討論過渡時期香港的安排和有關政權交接的事項。結果在是否在香港設立聯合機構的問題上，英方又堅決加以反對。雙方在這個問題上存在很大分歧。這一年的4月和7月，英國外交大臣傑弗裏·豪兩次應邀來北京訪問，中國領導人同他會晤，對談判起了很大作用。經過反複討論，雙方最後商定設立中英聯合聯絡小組。該小組是聯絡機構而不是權力機構。它的職責是就中英聯合聲明的實施進行磋商；討論與1997年政權順利交接有關的事宜：就雙方商定的事項交換情況並進行磋商。在最後三輪的會談中，雙方就國籍、民航、土地等幾個政策性和技術性都比較複雜的具體問題進行了討論，並對協議的文字進行了反複磋商。
1984年9月18日中英雙方就全部問題達成協議。12月19日中英兩國政府首腦在北京正式簽署了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鄧小平同誌出席了簽字儀式。在交換了文本後。鄧小平走到撒切爾夫人麵前，舉起香檳，熱烈祝賀中英雙方完成了一件影響深遠、具有世界意義和曆史意義的大事。
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給人們留下了幾點深刻的印象：香港回歸祖國是曆史的必然，中國在主權問題上寸步不讓；英方任何妨礙中國對香港恢複行使主權的主張都是行不通的，最終還是要回到現實中來；兩國之間的問題，隻有堅持合作，通過談判，才能解決。在以後的歲月裏，又多次證明了這幾點。
中英聯合聲明確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於1997年7月1日對香港恢複行使主權，屆時，香港將結束自鴉片戰爭一個半世紀以來遭受殖民統治的曆史，重新回到祖國的懷抱。此外，聯合聲明還宣布了中國1997年後將在香港實施“一國兩製”的方針政策；規定了中英雙方在過渡時期應密切合作以實現平穩過渡。中英聯合聲明的簽訂和香港問題的圓滿解決，是中國現代曆史，也是世界現代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標誌著中國人民向著祖國統一的偉大目標邁出了重大一步，也為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特別是解決國與國之間曆史上遺留下來的問題提供了新的經驗。
（摘自《領導口才藝術》，大眾文藝出版社）
二、蘇美糧食談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