擺在讀者麵前的這部小書，是以我自2007年以來在各地高校演講的記錄彙總、整理而成的。我之所以會準備這些講演，是因為自2007年年初，我應聘成為北京大學曆史係的長江學者講座教授。依據“長江學者”的合同，我在北大曆史係以本科生和研究生的一些相關課程為基礎，就當代史學在世界範圍的變化和趨向（當然以我的知識範圍為限），開設了一係列講座，有的對外公開，有的則采取小規模座談的形式。這些講座是本書得以成型的基礎。以後，我又應邀在南開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山東大學、華東師範大學、東北師範大學、首都師範大學、上海大學和台灣大學等高校做了一些講座，其內容大致與我在北大上課、開講座的內容相同。在整理過程中，我個人對於講座的錄音整理，做了相當大的更動——比如將原來的一次講座，在這裏分為兩講，而有時又將原來的兩次講座，合為這裏的一講。我這樣做的目的，主要是為了方便讀者的閱讀，因為開設講座與整理成書，顯然有明顯的不同。講座本身是一個獨立的單元，而整理成書，則本質上是一種曆史敘述，因此可以有鋪陳、可以有延伸，有必要顯出敘述的某種順序和連續性。不過雖然有這些更動，重複的地方可能還是在所難免，這裏隻能提請讀者注意並原諒。
新史學與西方
本書冠名《新史學講演錄》，其內容大致討論戰後、特別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史學界所發生的變化。毋庸贅言，這些變化，主要產生在歐美學術界，因此不可避免地體現西方在當今學術界的霸權地位。但本書的書名沒有加上“西方”兩字，其原因是我在開設講座和整理成書的時候，都想盡量避免這種“西方中心論”，而把這些變化放在一個更大的範圍內來討論。又因為此書是以中文寫出的，而那些講座又主要以與中國師生交流為目的，所以我又特別注重加上與中國有關的內容。可是讀者還是會發現，本書的內容是以西方的變化為線索的。這裏有兩個相互關聯的原因：一是上麵所談到的西方學術的霸權地位；二是中國學界對於當代西方的史學變化的興趣。我在應邀做講座的時候，常常開出一些可能的題目，但對方往往挑選的是有關西方史學變化的。也許他們考慮到我長期在西方生活、工作，講起這些題目相對比較自然一些。但不管怎樣，西方學術在當今中國，顯然還是有不小的市場的。這一點我們無法輕易否認。當然我在講演的時候，卻常常是抱著希望聽眾能“知己知彼”的心態的。我們都知道這句成語的後一句就是“百戰不殆”。我們最終是否能做到這一點，誰也無法預測，但至少在我，是頗有此心願的。這也是我最終決定將這些講演稿整理成冊、與更多的讀者見麵的原因。
有關20世紀70年代以來史學界的變化，也是我在《後現代與曆史學：中西比較》中特別探討的一個內容。此書最早是1998年我在台灣“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訪問的時候，與台灣大學曆史係教授古偉瀛先生討論有關問題，決定合作而寫成的，於2000年在台灣地區由巨流出版公司出版。然後山東大學出版社於2003年發行了大陸版，據說在海峽兩岸銷路都還不錯。在這之後，有關後現代主義與曆史研究的關係，也有很多新的論著發表，我也比較關心。但同時我也做了其他的工作，所以我近年的研究並不都與後現代主義和曆史學關係有關，雖然我對這個課題一直比較關心。出版了那本《後現代與曆史學》之後，也有一些其他出版社邀我再寫這方麵的書，如《後現代史學入門》等。但我並沒願意、也沒敢這麼做。其中的原因是，我不想讓讀者看到由我署名的一本新書，但卻發現與原來那本大同小異。我想避免這種情形的發生，至少盡量避免。就我個人來說，雖然電腦時代有的東西複製起來很容易，但是用一句俗話來形容：我不想“炒冷飯”。在閱讀本書的時候，讀者可能而且一定會發現與《後現代與曆史學》重疊的地方，因為所處理的時間段相同，所以也許無法完全避免。但我問心無愧的是，我在整理此書稿的時候，沒有拷貝和複製原來的一些底稿（甚至也沒有再讀一下原書），而是盡量想展現一些近年獲得的新的思考和心得。
讀者稍微瞥一下本書目錄，便可發現，本書所講的“新史學”，以“新文化史”為中心，在許多方麵，新文化史的興起與記憶史學和全球史的開展以及民族國家史學的式微，都有密切的關係，因此後者也是新史學的表現。就本書的寫作來說，有關新文化史，一共有兩講，一是有關其興起的背景，二是有關其特征。這樣安排，主要是出於講演的需要，基本是以介紹、分析為主，而不是一種專題論述，因此沒有著重呈現個人對這些流派的觀點和態度。比如就個人來說，我對新文化史主導當今史壇的狀況，是頗有些批評的，雖然新文化史的內容，頗有一些讓我欣賞的地方。我想借寫作這個前言的機會，稍微做一些陳述，簡單表達一下個人的看法。
坦白說來，自1978年入學、1982年開始攻讀研究生，然後再遠渡重洋去求學，進而參加工作，筆者在曆史這一行裏也折騰了大半輩子了。但個人治史這麼多年，近年來，卻常常會對史學界的最新發展，產生一種隔膜感，甚至有一種“身在曹營心在漢”的感覺。這一形容，並不是指自己有意想離開史學界（到了這把年紀，似乎也有點太遲了），而是指自己雖然身在史學界，但卻有一種跟不上趟的感覺。或許“沉舟側畔千帆過”能更好地形容自己的感受，因為我常常覺得自己就是那“沉舟”，或者是啼叫不止的“猿聲”，而同人就像是“輕舟”，倏忽之間已經過了“萬重山”了。
史學與史學史
我形容自己像是史學界的“沉舟”，或者是在河岸上旁觀舟帆輕渡的山猿，是因為長期以來，我所感興趣和研究的對象是史學史。史學界之外的朋友可能會認為，這在史學研究中是一個頗為重要的領域，如某人想研究文學，就必得學習文學史一樣。但其實不然，史學工作者雖然研究過去，但卻對自己的過去，抑或對史學這一學科的過去，並沒表現出太大的研究熱忱。史家願意研究其他的過去，對此十分投入並由此而“忘我”，因此頗有些“大公無私”的姿態。比如歐美國家曆史係的本科生，雖然也上“史學方法論”或“史學入門”這樣的課程，但並不像英語係的學生那樣，必得學習文學史。到了研究生的階段，“史學史”（Historiography）成了一門必修的課程，但在許多學校，這一課程並不是以“通史”的形式出現的——大部分修課的學生，並無法從其中獲得對史學學科從古至今發展的通盤了解。這一課程的側重點，常常是史學界時髦的理論和方法，而且對這些理論和方法的選擇，也往往取決於授課教授自己的興趣。其實，我將Historiography 這門課程譯成“史學史”，也有點一廂情願，因為該詞的原意隻是曆史編纂學，其中雖然有“史”的部分，但並不是全部。
中國有悠久的曆史編纂傳統，因此中國的大學裏，“史學史”（包括中外）是必修的課程，但這並不表明中國的曆史係學生，對史學史這一類的課程就特別有興趣。近年來中國大學的曆史係大量招收研究生，但報考史學史專業的並不多，就是一例。史學史的研究應該是屬於很冷門的一個專業的。而就我所認識的一些史學界的朋友而言，其治學的興趣，也都顯得很“大公無私”，像我這樣含一點“私心”，企求在研究中回顧、關照一下史學本身學科發展的人，實在很少。我長期處於這樣一種“獨學無友”的狀態，也許讀者會理解為什麼我會在前麵將自己比喻為“沉舟側畔千帆過”裏的“沉舟”了。
讀者看到這裏，也許會感到我牢騷滿腹，其實不然。坦白地說，我雖然在史學界相對有點形單影隻，但我的那些同行，其實也好不到哪裏去，因為在現代社會，變化日新月異，從事史學教學研究的人，都是被視為有點“落伍的”（quaint）。比如你在美國如果告訴一個陌生人，你在大學研究、講授曆史，一般的反應總是簡單的“好啊”（Oh，good）。對方其實是想講幾句恭維話的，但實在想不出來，因此就作罷了。運氣好的時候，對方可能會說，“曆史很有趣的。我在念中（大）學的時候，最喜歡的就是曆史課了”。你乍聽之後，也許有點沾沾自喜，但事後想一想，如果他（她）那麼喜歡曆史，為什麼現在從事的是其他的職業呢？你試圖問一下他（她）現在是否還讀曆史書，但最終還是放棄了，因為對方用的是過去式，答案已經不言自明，何必自討沒趣？
我說我不想、不再發牢騷，更因為從事我的研究，在河岸上觀察萬帆競渡的場麵，正是我的職責。我有這樣的機會，是一件幸運的事。因此我雖然有不少遲疑，但最終還是決定動筆整理了。因為長年考察史學的變化，也的確有些想法，可以講一些旁觀的話，寫出來供讀者批評。這實際上也是我研究史學史的工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