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史學異同
上麵在談到“史學史”課程的時候，我提到了中外史學界的一些異同，而此書又嚐試突破一些“西方中心論”的桎梏，也許我的觀察就從中外史學比較開始吧。我這裏“中外”的“外”，主要指的是美國，因為我自己長期在美國工作，所以對之比較了解。相較傳統中國對史學的重視，美國的曆史研究，實在有點兒相形見絀，因為美國的曆史與中國曆史相比，實在太短了。比如中國明清史，在全世界的中國史研究中，都是一個顯學。但對我的美國同事來說，將14世紀至19世紀的曆史，用“late imperial China”那個“late”這樣的字來稱呼，實在讓他們有點忍俊不禁，因為那時的美國，還不知道在哪裏。所謂“早期美國史”（early American history），也即美國的“古代史”，隻是在清代中、後期才開始的。這隻是中美曆史研究差異的一個例子。
美國的曆史研究，大致是從19世紀才開始的，而且那時從事曆史著述的人，大都是一些退休的官吏和閑散文人，如號稱“美國史學之父”的喬治·班克羅夫特（George Bancroft，1800—1891），就曾是美國的海軍大臣。我們現在奉為國際史學界牛耳的《美國曆史評論》（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是在1895年才正式發行的，不但比《英國曆史評論》（1886）晚，更大大遲於法國和德國的專業曆史刊物。甚至，日本的第一本專業曆史刊物——《史學雜誌》，出版於1889年，也比《美國曆史評論》早上了六年。因此美國的專業史學，建立相對較遲，第一代的美國專業史家（包括那些在20世紀初年馳騁美國史壇的風雲人物），都需要在德國獲取一個終極學位，或者混個留學的資格，才算有資本回來在美國史學界立足。中文學界的同仁，自然要吸收美國史學在短時期內取得的長足進步，但也實在沒有必要將美國的史學，視為世界史學發展的圭臬而競相仿效。那些研究中國史的同學，更沒有必要為了獲取一個美國學位，而對那些連中文都講不利索的美國教授，俯首帖耳，唯唯諾諾。我有時不免困惑，由傅斯年在1928年創辦，其原意是為了搶占世界漢學中心地位的“中研院”曆史語言研究所，其招收的研究人員，也常常以獲取美國的學位為尊。其實以我對史語所研究人員的了解，他們如果沒有美國的終極學位，照樣可以成為中國史研究的一流學者。當然，如果你去美國留學，是為了追隨楊聯陞、餘英時這樣的大師，自然是例外。
美國雖然沒有悠久的曆史研究傳統，但借助其國力和英語的話語霸權，其曆史研究進步當然很明顯，沒有必要故意貶低。但美國社會從總體上來說是一個“反智”（此處借用餘英時的術語）的社會，沒有東方社會尊崇學問的傳統，因此其學術研究的環境，與中國社會有很大不同。中國的知識分子，不但受到傳統儒家“學而優則仕”的深遠影響，而且又有程朱理學“天下己任”的激勵，因此總以為自己是社會的先進、社會的良心，不免有點兒自命不凡。但美國的學術界人士，相對處於社會邊緣的角色，因此沒有這些心理的包袱。他們研究曆史，一半出於興趣，一半由於如果學得好，也可以謀個職位糊口。用一句美國人常講的話，那就是“這是一份工作”（It is a job）。這樣的平常心態，其實有不少好處。其中之一就是美國的學者，不但平時為人處世，相當平易近人，而且治學亦是如此，沒有那種高高在上、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傲氣，因此有助於讓自己的學問，與（平民）社會（也即日語裏的“世間”）進行更頻繁與更及時的互動。從外觀者的角度來看，美國史學界新潮迭出，據我觀察，至少在許多層麵是這一文化氛圍的一個反映和結果。
具體而言，美國史學的發展，以二戰為分界，可以分為兩個時期，與美國教育界的變化，切切相關。二戰以前，美國的高等教育，還是十分“精英化”的，譬如那時來美國留學的中國人，進的都是私立學校，以“藤校”（常青藤大學聯盟）居多，那是因為在二戰以前，公立學校並沒有太多。美國高等教育的普及，是在二戰以後，特別是在蘇聯於1961年將加加林送上月球以後，受到強烈的刺激，才由聯邦政府撥巨款，興建了不少新的公立大學，由此而大規模進行研究生的培養。而不少研究生，是得益於GI Bill，也即二戰退伍軍人的獎學金，才成為家裏第一代的大學生和研究生。他們進入高等教育的殿堂，對原來的那種專注精英人物活動的曆史研究（以政治史、軍事史、思想史和外交史為典型），並沒有許多興趣，而是更願意研究自己身邊發生的事情（如酒吧、公園、教堂、社區等），於是社會史、公眾史（public history）和新文化史就應運而生，並逐漸成為自此以後史學界的主流。
換句話說，社會史、公眾史和其他“自下而上”（history from below）史學流派在美國史學界的興盛，與研究人員的“草根化”和美國社會的“反智”風氣，密切相關。而且這兩者之間，又存在一種互相支援的關係，缺一不可。這一情形，在其他地區很難複製，而在中國，更是難上加難。這裏有幾點原因。首先，如同上述，美國高等教育的普及，比中國要早幾十年。中國隻是在近幾年才開始大量生產大學生，許多高校也大量擴招研究生，以求消化那些無法馬上就業的大學畢業生。這一努力，從國家的層麵考量，當然是有必要的。但如果就學術研究人員的“草根化”而言，那麼其效果是正好相反的，因為其結果是讓那些通過擴大招生進入高等教育的原來出身“草根”的學生，通過選拔而進入“精英”的層次。但中國的這一做法，正好又與我想說的第二點原因有關，那就是與美國社會的“反智”風氣相對照，中國社會一直有“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的傳統，雖然尊崇教育，但其實隻是把知識作為手段，真正的目的是想出人頭地，而不僅僅是像美國學術界的人士那樣以平常心對待學術，視其為一個飯碗（It is a job）而已。因此，中國的學術界，功利心很強——最近圈內的一些腐敗現象，正與其有關，因為如果鑽研學術本身無法達到出人頭地的目的，於是就使出一些歪點子了。即使那些出身“草根”的學者，一旦進入學術界的核心，也往往會隨大流，隨風而起，刻意研究一些所謂時髦的課題，以求更快或最快地獲得榮譽和聲譽以及那些伴隨榮譽和聲譽的物質利益，而不是去研究那些自己真正感興趣，並且獨特新穎、與眾不同的課題。
趨同的史學
我寫到這裏，讀者可能會覺得中美文化的差異，在史學界主要表現在研究領域這一方麵，其實不然。我實際上看到的是，中美兩國雖然文化差異很大，但就史學潮流而言，正在日益趨同。這一趨同現象的產生，一方麵是西方文化的霸權所致，另一方麵也與我上麵所說的中國治學的傳統有關。既然中國學者治學的目的，是為了出人頭地，因此就不免喜歡追隨時髦。毋庸諱言，現在史學界時髦的東西，基本上都是源自西方的。近年中國史學界新文化史的興盛，正是一個寫照，而新文化史引領史學新潮，正是從西方開始的。換言之，那些“自下而上”的史學流派，現在也正在中國的史學界引領風騷。
我無意批評現在從事新文化史研究的學者；我在上麵已經說過，我個人欣賞一些新文化史的研究。而且從我研究史學史的立場來看，史學潮流翻新愈快，對我來說興趣愈大。如果好幾代史家都研究同樣的東西，那我就隻有“失業”了。我隻是想說，人的活動無法脫離社會、文化的環境，比如美國史學界流行新文化史，與其“反智”的文化氛圍有關，而中國直至今天，尚沒有這樣的環境。當今成熟的學者，出自“草根”的並不多。他們研究一些“草根”的課題，讓我想起“文化大革命”中知識青年下鄉勞動，雖然人也曬得黝黑、手上也長了老繭，也學會了幹幾樣農活，但捫心自問，那時有多少知識青年是真正想一輩子紮根農村的？而他們內心深處，又與土生土長的農民有多少共同點呢？
換言之，我們研究曆史，首先必須承認曆史的多樣性，以求像錢穆所說的那樣，對曆史帶有一種“溫情和敬意”。中國的文化崇尚精英，我們的曆史研究，就不應亦無法回避這一點，而是應該有人從事這一方麵的研究，不要一窩蜂地尋找“草根”的課題。當然我的意思並不是要我們永遠維持這種尊崇精英的文化傳統，但我們是研究曆史的，“創造曆史”、“改造世界”並不是我們的首要任務。我曾經在一篇文章的結尾寫道：“中國人對自己曆史的記憶，向來與一些文化的精英有關，如孔子、老子、司馬遷、司馬光、李白、杜甫、蒲鬆齡、羅貫中等。如果在中國人的曆史記憶中，抽去這些名字，那麼這一曆史記憶一定會變得十分蒼白。”我在這裏還想補充的是，其實這些文化精英，在他們當時的年代，有的並不是那麼“精英”的，那是後人逐步把他們“精英化”的，而這一精英化的過程，正是反映中國文化特征的一個曆史現象。如果我們故意回避對這些精英化的現象和人物的研究，刻意東施效顰，跟在別人的後麵，希求發掘那些名不見經傳的人物和事件，這樣的曆史研究，自有其必要（這也是我出版此書的一個原因），但竊以為不應成為中國史學界的主流，因為它與中國文明的傳統特征，不盡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