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國學習、工作期間，也得到了兩位名家的指點。一個是約瑟夫·列文（Joseph M.Levine）教授，另一個是格奧爾格·伊格爾斯（Georg G.Iggers）教授。列文教授是一位英國史學史、思想史的專家，其《書之戰》（The Battle of the Books）一書曾獲得美國曆史學會的獎項。我在留學期間，有幸受到他的指導，受益良多。而伊格爾斯教授是鼓勵我到美國求學的關鍵人物，長期以來一直受他的照應和教誨，並成為很好的忘年交。他為西方史學史和全球史學史研究的著名學者，其論著也為中國讀者所熟悉。可惜的是，列文教授於2008年去世，使我失去了繼續向他請教的機會。有幸的是，伊格爾斯教授雖然已是耄耋之年，但仍思維清晰、寫作不輟。最近我與他合作完成的《全球史學史》（A Global History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就是一例。
如果說伊格爾斯教授是我在美國的忘年交，那麼我在中國的忘年交就是史學理論界的前輩、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曆史研究所的榮譽學部委員陳啟能先生。我與陳先生的交誼，算起來也差不多有四分之一世紀了。1986年，當我還是一個年輕人的時候，就承蒙陳先生不棄，邀我為他所主編的《建國以來世界史研究概述》寫有關史學史和史學理論的章節。自此以後，我的研究得到了他的不少幫助和提攜，並常有合作。我還與他的同事薑芃教授，多有切磋和交流，受益匪淺。
此書得以出版，我要特別感謝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的譚徐鋒先生。如果沒有譚先生的約請和信任，我想此書的完成，是無法想象的。還有美國羅文大學的中國學生劉一和韓竹琳同學，為整理講演稿，花費了不少時間，特此表示謝意。
2010年年初，我得到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的fellowship，使我能集中心思，把書稿整理完畢。該研究院是美國科學界、學術界的重鎮，在創辦的初年，就吸引和安置了如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奧本海默（J.Robert Oppenheimer）等世界級科學家，以後又增加了史學研究所和社會科學研究所。該院環境優美、鬧中取靜，又與普林斯頓大學毗鄰，用書方便，為我的寫作提供了良好的條件。
最後，我還想在這裏，對所有聽過我講演的同學，表示我的謝意。你們的熱情提問和對學問的鑽研態度，是促使我寫作的原動力。此書的完成，與我家人的大力支持，也不能分開。我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期間，我妻子高霓雖有全職的工作，但卻承擔了照顧我年邁的母親和年幼的孩子的主要責任。如果此書對於婦女史和女性的立場有所關注的話，那麼功勞便非她莫屬。
王晴佳記於美國普林斯頓
2010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