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遊曆中國，他首途上海，西方友人約翰斯與他握手話別，善意地提醒道：“你到了北京，不去看紫禁城也不要緊，但不可不見辜鴻銘啊！”
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在西方人眼中，辜鴻銘具有極大的魅力和神秘感，他們視這位古怪老頭為北京城內比三大殿更重要的人文景觀，到了京城不去見他，簡直就跟入寶山空手而歸沒什麼區別。
辜鴻銘自嘲為Crazy Ku，這位辜瘋子的魅力和神秘感究竟何在呢？看其晚輩學者和作家對他的描述，單是外表，就令人覺得有幾分滑稽可笑。
“他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頭上一撮黃頭發，卻編了一條小辮子，冬天穿棗紅寧綢的大袖方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說在民國十年前後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時代，馬路上遇見這樣一位小城市裏的華裝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張大了眼睛看得出神吧。”（周作人《北大頂古怪的人物》）
“先生喜征逐之樂，故不修邊幅，既垂長辮，而棗紅袍與天青褂上之油膩，尤可鑒人，粲然立於其前，不須攬鏡，即有顧影自憐之樂。”（梁實秋《辜鴻銘先生逸事》）
“袍作棗紅色，襯以無領銅鈕，肥大馬褂一襲，下著杏黃套褲，腳著挖心式‘夫子履’，青雲遮頭，鼻架花鏡。每談國事，則曰：‘你們中華民國！’蓋先生發辮長垂，小帽紅結，大如小兒拳，迄其天年，從未忘情於清室。”（王森然《辜鴻銘先生評傳》）
“棗紅色的舊馬褂，破長袍，磨得油光閃爍，袖子上斑斑點點盡是鼻涕唾液痕跡，平頂紅結的瓜皮小帽，帽子後麵是一條久不梳理的小辮子，瘦削的臉，上七下八的幾根黃胡子下麵，有一張精通七八國語言，而又極好刁難人的嘴巴。腳下，終年一雙梁布鞋。”（王理璜《一代奇才辜鴻銘》）
“這個小老頭，像禁欲者一樣瘦削，但麵孔很有神采，直著脖子，身體微微前傾，顴骨突起，寬寬的額頭下閃爍著兩隻帶笑意的大眼睛。他穿著中國長袍。在北京人都已剪掉辮子的此刻，他卻留著那條象征性的發辮。我們的談話進行了一個多小時。辜氏口若懸河，我幾乎插不上話。其實，這隻是一場長長的獨白，令我畢生難忘，因為我從未見過如此執著、如此固執地堅持己見、堅持確定信念的人。”（弗蘭西斯·波裏《中國聖人辜鴻銘》）
從以上的描述，我們總能看到一個詞，那就是“辮子”。中華民國推翻清王朝，最大的成就即是剪掉了辮子，剪掉了被洋人稱之為pig-tall（豬尾巴）的恥辱。辜鴻銘學貫中西，精通英、法、德、意、日等多國語言和古拉丁文，他為何獨獨對那條不甚雅觀的辮子敝帚自珍？辜氏嚐言：“許多人笑我癡心忠於清室。但我之忠於清室非僅忠於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乃忠於中國之政教，即係忠於中國之文明。”別人將他的辮子視為前清遺老的殘留物，他卻將自己的辮子視為“一個標誌和象征——幾乎是一個宗教符號，一麵中國民族性的旗幟”，或者說，是一本中華傳統文化的護照，他如此高估一根辮子，這確實有點匪夷所思。
1919年8月間，胡適在《每周評論》第33期上登出一篇隨感錄，批評辜鴻銘由於“立異以為高”的潛在心理作祟，別人留辮子他偏要剪辮子，別人剪辮子他偏要留辮子，完全是玩世不恭，為了出風頭，引人注目。對此，辜鴻銘很生氣，要求胡適登報向他正式道歉，否則就要去法院控告胡適誹謗罪，這當然隻是威脅之詞。
1857年，辜鴻銘出生於馬來亞檳榔嶼，幼而岐嶷，被鄉人目為神童。其父辜紫雲是華僑的後裔，受雇於當地雙溪呂蒙牛汝莪橡膠園，在蘇格蘭人福布斯·司各特·布朗（Forbes Scott Brown）屬下任司裏，為人忠厚，深得器重，其次子鴻銘被布朗收為養子。當辜鴻銘十三、四歲時，他被布朗帶去歐洲大陸，進蘇格蘭名校愛丁堡大學修習藝術和文學。辜紫雲送兒子出洋時，特別叮囑他兩件事：第一，他不可入耶穌教；第二，他不可剪辮子。到了蘇格蘭，辜鴻銘處處受到歧視，每天出門，街上小孩總跟在他身後叫喊：“瞧啊，那支那人的豬尾巴！”他牢記父親的教訓，忍恥含羞，不敢剪去辮發。直到某個冬日，辜鴻銘的監護人去倫敦辦事，他偷閑去會女朋友，那位蘇格蘭少女很頑皮，拿著他烏黑的長辮玩賞了好一陣，有點愛不釋手。辜鴻銘一時衝動，將父親的教訓拋到九霄雲外，就對她說：“你要是真心喜歡，肯賞臉收下這條辮子，我就把它剪下來送給你。”於是，哢嚓一聲，那條長辮轉瞬間便更換了主人。
在愛丁堡大學求學期間，每逢星期天，辜鴻銘就攜帶紙筆，像大偵探一樣，去圖書館搜尋孤本秘籍，一旦找到，立刻抄錄下來。五、六年間，他光是抄書就有數十種。同為愛丁堡大學的高材生，李提摩太最怕與辜鴻銘交談，因為他讀書雖多，在辜鴻銘麵前，卻顯得孤陋寡聞。二十歲那年，辜鴻銘獲得文學碩士學位。其後，他遊學歐洲多國，在德國萊比錫大學獲得工科學士文憑。大約在1880年，辜鴻銘回到馬來亞，入英屬新加坡殖民當局任職。人生的重大轉變往往是由於某個機緣促成，有時是一件事，有時是一個人。正當辜鴻銘瞻望前途舉棋不定時，他幸運地遇到了《馬氏文通》的作者馬建忠（1844-1900）。當時，馬建忠在巴黎獲得法學博士，奉李鴻章征召，回國入其幕府襄助洋務，他途經新加坡，寄寓在海濱旅館。辜鴻銘慕名前往訪晤，兩人都有歐洲留學的背景，因此一見如故。三日傾談，馬建忠舌粲蓮花，極讚華夏文化如何博大精深，如何源遠流長，竟使辜鴻銘恍若醍醐灌頂，其人生觀和生活方式頓然作出180度大轉變。他毅然決定返回祖國，研究經史。
我在新加坡同馬建忠相遇……是我一生中的一件大事。因為正是他——這個馬建忠，使我再一次變成一個中國人。盡管我從歐洲回來已經三年多，但我還不曾深入了解中國的傳統思想和觀念世界……自己仍保留著一個假洋鬼子樣……
我同馬建忠相遇三天後，即向新加坡殖民當局提出了辭呈，不等其作出答複，就乘坐第一班汽船回到我的檳榔老家。在那裏，我告訴我的堂兄，即我們家那位家長，說，我願意蓄辮並改穿中國服裝。
回歸中土四十年後，憶及往事，辜鴻銘對馬建忠當初給他指點迷津仍感激不盡。
光緒十一年（1885年），一個偶然的機會，辜鴻銘由兩廣總督張之洞的幕僚趙鳳昌（或謂楊汝澍）推薦，受聘為總督衙門的德文譯員。他從此追隨張之洞，由廣州而武昌，由武昌而京城（中間在南京短暫任職），總計長達二十二年之久。剛入張之洞幕府時，辜鴻銘的洋文雖然出眾，國學卻尚未入門，一代鴻儒沈增植頗為輕視這位假洋鬼子，對他說：你說的話我都懂，你要懂我的話，還須讀二十年中國書。辜鴻銘受此刺激，從此寢饋於中國典籍之中，十餘年後再向沈增植挑戰，沈增植即高掛免戰牌。
在《張文襄幕府紀聞》一書中，辜鴻銘曾寫到張文襄（之洞）對他，“雖未敢雲以國士相待，然始終禮遇不稍衰”，“餘隨張文襄幕府最久，每與論事輒不能聽”，“張文襄嚐對客論餘，曰某（辜）知經不知權”，瞧這幾句話連皮帶餡，實際上是三分感激夾帶七分牢騷。張之洞少年得誌，掇巍科（一甲第三名，俗稱“探花”），點翰林，放學政，其後久任封疆大吏，辦洋務，倡新學，標榜“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八個字一度風靡國中。但張之洞的骨子裏仍滲透了舊文官習氣，用人首重門第，次重科甲，三重名士，至於喝過洋墨水的人才，僅僅充為譯員，很難得到他的舉薦。辜鴻銘通曉歐洲多國語文，在外交場合為張之洞掙足了麵子，卻仍然隻是處於養而備用的境地。張之洞是大傲哥，辜鴻銘也是大傲哥，一個是上司，一個是下級，難免會有衝突，會有頂撞，兩人居然能長期做到彼此諒解，相互包涵，已屬難能可貴。辜鴻銘擁有足夠的閑暇，不見得就是壞事，他沉潛於六經子史之中，欣然感歎：“道固在是，無待旁求。”一旦對儒家經典心領神會，他便在英文刊物上發表介紹和評述中國文化精華的文章，歐洲學者正是從他豁開的這扇敞亮的窗口看到中國哲學和文化的精深邃密之處，因而感到驚奇和興奮，俄國文豪列夫·托爾斯泰與辜鴻銘用書信探討過中國文化對現實世界所起的作用，丹麥文學與社會評論家勃蘭兌斯也在長篇評論中對辜鴻銘批判歐洲文化的觀點表示激賞。辜鴻銘還做了一樁拓荒性質的工作，他用典雅的英文翻譯《四書》中的《論語》和《中庸》，把文化輸出這一項目做得十分到位。辜鴻銘歪打正著，因此在歐洲知識界掙得持久不墜的聲譽，也可算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辜鴻銘靜待時來運轉，一等就是十七年。張之洞突然想起這位模範幕僚雖然孤傲，倒也精明，卻遲遲未獲提升，自己做老板的實在有些過意不去。他對辜鴻銘說：“十七年來，我對你有所疏忽，可是你為什麼不提出要求呢？我很忙，把你的晉升給忘了。”張之洞這回動了真格的，向光緒皇帝舉薦辜鴻銘，禦旨任命辜鴻銘為上海黃浦浚治局督辦，月薪高達800兩銀子，確實是個肥差。辜氏對物質生活沒有奢求，做官做得相當清廉，獨善其身也就罷了，他在財務上盯得太緊，居然揭發並控告洋人的貪贓舞弊行為，妨礙他們發財，這就等於搬起石頭砸爛自己的金飯碗。
1907年夏，張之洞奉旨進京出任體仁閣大學士兼軍機大臣，他在幕僚中精心挑選了兩名“洋學生”——梁敦彥和辜鴻銘隨同北上。到了北京，梁、辜二人同入外務部，辜鴻銘任員外郎，旋升郎中，做了司長，總算混到出人頭地了。
1910年1月17日，辜鴻銘獲得清廷賞賜的一項榮譽：即以其“遊學專門列入一等”，賞給文科進士。在同榜中，嚴複居首，辜鴻銘居次，伍光建列第三。辜鴻銘對自己屈居第二，深感氣悶，一直耿耿於懷，怫然不樂。如果說嚴複、伍經建將西洋名著輸入到國內，使國人眼界大開，算是了不起的本事，他辜鴻銘將中國儒家文化輸出到國外，去感化那些野蠻的洋鬼子，就更是了不起的本事。但嚴、伍的功績國人有目共睹，辜的功績則是在西洋知識界有口皆碑，他顯然要吃虧一些，能點個榜眼，不說心滿意足，他也該心平氣和了。
張之洞去世後不久，被貶居彰德的袁世凱大有卷土重來之勢。辜鴻銘在許多公開場合辱罵過袁世凱是“賤種”，是“流氓”，他還在《張文襄幕府紀聞》一書中嘲笑袁世凱的智商隻相當於北京街頭倒馬桶的老媽子，袁世凱耳目眾多，難保他不清楚這本賬。外務部尚書梁敦彥是辜鴻銘的頂頭上司和多年好友，他為辜的安全擔憂，恐怕他難逃厄運，便及時向辜鴻銘發出警報，要他趕緊逃命。辜鴻銘夠倔，但並不傻，他立刻辭職南下，跑到上海，出任南洋公學的校長（也有記載稱他做的是教務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