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蔡元培主掌北大，以“兼容並包”為辦學宗旨，聘請辜鴻銘為北大英文係教授。蔡元培的理由是：“我請辜鴻銘，則因為他是一位學者、智者和賢者，而絕不是一個物議飛騰的怪物，更不是政治上極端保守的頑固派。”辜鴻銘是天字第一號的保皇黨，他時刻以前清部郎自居，腦後拖著灰白小辮，在北大激昂亢進的氛圍中來去招搖，保持鮮明的個人姿態，他反對女生上英文課，反對新文化運動，這確實是當年的一道奇異的景觀。“辮帥”張勳複辟時，辜鴻銘在外交方麵盡了綿薄之力，梁敦彥薦他做外務部侍郎，據說張勳期期以為不可，理由是“辜鴻銘太新了”，這真是令人啼笑皆非的笑談。好在那幕複辟鬧劇隻折騰了十多天就草草收場了，倘若再鬧下去，保不定還會鬧出更多的笑話。“五·四”運動後，辜鴻銘離開北大。
辜鴻銘對其日本籍夫人吉田貞子珍愛有加，因此欣賞近代日本的政教和文化，他曾說：“有人納悶處於孤島之上的日本怎麼會崛起為東方的強國。其主要原因就在於日本生下了許多我妻子那般賢淑的女子——她們像崇高的古羅馬母親一樣偉大。”1924年，他應日本“大東文化協會”之邀，去東瀛巡回講學（主題是“東方文化”），待了幾年，並不如意。“東北大王”張作霖一度想聘請辜鴻銘為政治顧問，兩人見了麵，晤談過幾回，張作霖覺得貨不對版，辜鴻銘也對張作霖觀感不佳。他跟日本朋友薩摩維次談及那次東北之行，僅僅一語帶過：“張作霖隻不過是個馬賊，他哪裏懂得政治與文明。”
1928年，軍閥張宗昌欲委任辜鴻銘為山東大學校長，辜氏未置可否，即於4月30日下午逝世於北京寓所中，享年七十二歲。辜鴻銘曾對近鄰和好友淩福彭（現代女作家淩叔華的父親）說：他想刻一枚圖章，同康有為的“周遊三十六國”比一比，看誰的棒！他要印上自己的履曆——“生在南洋，學在西洋，婚在東洋，仕在北洋”。辜鴻銘年輕時在武昌娶日本少女吉田貞子為妻（一說為妾），勉強算得上婚在東洋。可見他童心未泯，骨子裏是好勝的，他不肯讓康有為專善獨美。還有一事也可見出辜鴻銘的好強，他自誇能夠背誦數千行的長詩、彌爾頓的《失樂園》，好友梁崧生抵死不肯相信，他就當仁不讓，拿出一本英文原著，請淩叔華的堂兄作證，把《失樂園》背得流水滔滔，原原本本，一字不錯，硬是堵了梁崧生的嘴，使對方不服氣不行。
辜鴻銘在西方獲得赫赫之名，多半由於他那機智有餘、火花四濺、酣暢淋漓的英文實在太出色，他那專搔癢處、專捏痛處、專罵醜處的文化觀點實在太精彩，令歐洲學者為之心折，敬佩有加。辜鴻銘在中國獲得籍籍之名，則是由於他怪誕不經的言行實在太離譜，他桀驁不馴的態度實在太刺目，“他的靈魂中沒有和藹，隻有烈酒般的諷刺”，令中國人的胃口吃不消，眼睛也受不了。他對玩弄以詭辯與謬論“震驚白種或黃種庸人”的遊戲樂此不疲，歐洲人能夠欣賞他大言不慚、狂狷不遜、立異為高的表演，而中國人則全然不懂得該如何欣賞其中的妙趣。中國人的文化性格過於內斂，中國人的文化土壤從來就不肯容納異端和叛逆。這就是為什麼歐洲人視之為不世出的天才，中國人則視之為不經見的怪物的根本原因吧。其實，我們隻要越過中國人千百年來自設的重重樊籬，把辜鴻銘簡單地視為一個極端有趣（低級趣味和高級趣味兼而有之）並具備一流才智的人，就能夠從他自覺與不自覺的喜劇表演中清醒地觀察到、深刻地認識到中國人的可愛處和可惡處，以及中國文化的可貴處和可卑處。然而問題是，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樣蔑視西方的價值觀念，他到底是僅僅表現一種東方人的文化姿態，還是確實出於內心的真誠？這始終是一個謎。辜鴻銘太擅長表演了，因此他的言行具有極大的遮蔽力和欺騙性，在一團駁雜的光影中，觀眾往往莫辨其虛實。
當年，歐美人在中國簡直就如同洋菩薩，到處受到尊敬，辜鴻銘卻對這種崇洋媚外的現象十分反感，他決定不失時機地羞辱白人，以證明中國人才是真正優越的代表。有一次，他在電影院看電影，想點著一支一尺長的煙鬥，但火柴已經用完。當他認出坐在他前排位置的是一位蘇格蘭人時，他就用煙鬥和蓄有長指甲的手指輕輕地敲擊那個蘇格蘭人的光頭，一副傲形於色的樣子，以不容拒絕的口氣說：“請點著它！”那個蘇格蘭人被嚇壞了，以為撞煞，遭遇了中國黑道上的老大。蘇格蘭人自忖開罪不起，隻得乖乖地搗出火柴，抖抖索索地點著辜鴻銘的煙鍋。辜氏深吸一口，吐出一團煙霧，同時也吐出了心頭積鬱的那口鳥氣。辜鴻銘在洋人麵前表現出來的優越感源自於他的機智幽默，某天，辜鴻銘在北京椿樹胡同的私邸宴請歐美友人，點的是煤油燈，煙氣嗆鼻。有人說，煤油燈不如電燈和汽燈明亮，辜鴻銘笑道：“我們東方人，講求明心見性，東方人心明，油燈自亮。東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樣專門看重表麵功夫。”你說這是談佛理，談哲學，還是故弄玄虛？反正他這一套足夠唬住那些洋鬼子。辜鴻銘辯才無礙，他既能在西洋人麵前穩操勝算，也能在東洋人麵前棋高一著，即便他麵對的是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那樣的高段位選手，他也能贏。中日甲午海戰後，伊藤博文到中國漫遊，在武昌居停期間，他與張之洞有過接觸，作為見麵禮，辜鴻銘將剛出版不久的英文譯本《論語》送給伊藤。伊藤早有耳聞——辜氏是保守派中的先鋒大將，便乘機調侃道：“聽說你精通西洋學術，難道還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於兩千多年前，卻不能行於二十世紀的今天嗎？”辜鴻銘見招拆招，他回答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好比數學家的加減乘除，在數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紀，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並不會三三得八的。”伊藤聽了，一時間無詞以對，隻好微笑頷首。辜鴻銘殊非當時一些泄泄遝遝的士大夫所可比擬，他生平喜歡痛罵洋人，反以此見重於洋人，不為別的，就為他罵得鞭辟入裏，罵在要穴和命門上。洋人崇信辜鴻銘的學問和智慧，到了癡迷的地步。當年，辜鴻銘在東交民巷使館區內的六國飯店用英文講演“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他自譯為《春秋大義》），中國人講演曆來沒有售票的先例，他卻要售票，而且票價高過“四大名旦”之一的梅蘭芳。聽梅的京戲隻要一元二角，聽辜的講演，要二元，外國人對他的重視由此可見一斑。
生逢亂世，也很少有人像辜鴻銘那樣憤世嫉俗，推倒一世雄傑，罵遍天下強梁，他性喜臧否人物，出語尖酸刻薄，不肯假貸，不留情麵。慈禧太後去世後四年，辜鴻銘寫過一篇《慈禧的品行、趣味和愛好》的文章，讚揚慈禧太後“胸懷博大，氣量寬宏，心靈高尚”，“是一位趣味高雅、無可挑剔的人”。但這並不表明，他對慈禧太後就沒有微詞。鄂中萬壽節時，湖廣總督府大排宴席，大放鞭炮，唱新編愛國歌。辜鴻銘對同僚梁星海說，有愛國歌，豈可無愛民歌？梁星海便慫恿他試編一首。辜鴻銘有捷才，稍一沉吟，便得四句，他朗誦道：“天子萬年，百姓花錢；萬壽無疆，百姓遭殃。”話音剛落，滿座為之嘩然。辜鴻銘對晚清的中興人物，如曾國藩、李鴻章，亦頗有微詞。他認為曾是大臣，李是功臣，曾之病在陋（孤陋寡聞），李之病在固（凡事無所變更）。他還拿張之洞與端方作比較，結論是：“張文襄學問有餘，聰明不足，故其病在傲；端午橋聰明有餘而學問不足，故其病在浮。文襄傲，故其門下幕僚多為偽君子；午橋浮，故其門下幕僚多為真小人。”
近世人物中，辜鴻銘最看不起袁世凱，因此後者挨罵的次數最多，也最為不堪。1907年，張之洞與袁世凱由封疆外任同入軍機，辜鴻銘也做了外務部的員外郎。有一次，袁世凱對駐京德國公使說：“張中堂（張之洞）是講學問的，我是不講學問的，我是辦事的。”其言下之意是，他處理公務無須學問幫襯。辜氏聽了這話，便以戲謔的語氣嘲笑袁世凱不學無術，他說：“當然，這要看所辦的是什麼事，如果是老媽子倒馬桶，自然用不著學問；除倒馬桶外，我還不知道天下有何事是無學問的人可以辦到的。”當時，有一種說法眾人皆知：洋人孰貴孰賤，一到中國就可判別，貴種的洋人在中國多年，身材不會走形變樣，賤種的洋人則貪圖便宜，大快朵頤，不用多久，就會腦滿腸肥。辜鴻銘借題發揮，用這個說法痛罵袁世凱：“餘謂袁世凱甲午以前，本鄉曲一窮措無賴也，未幾暴發富貴，身至北洋大臣，於是營造洋樓，廣置姬妾，及解職鄉居，又複購甲第，置園囿，窮奢極欲，擅人生之樂事，與西人之賤種到中國放量咀嚼者無少異。莊子曰：‘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孟子曰：‘養其大體為大人，養其小體為小人。’人謂袁世凱為豪傑，吾以是知袁世凱為賤種也！”他還罵袁世凱寡廉鮮恥，連盜蹠賊徒都不如，直罵得袁世凱體無完膚，一無是處。這就不奇怪了，辛亥年（1910年）冬，袁世凱陰謀奪取大位，唐紹儀、張謇已作投靠的打算，他們還想將辜鴻銘網羅到袁氏麾下，辜鴻銘斷然拒絕，他出語諷刺唐紹儀為“土芥尚書”，張謇為“犬馬狀元”，擲杯不辭而去。
1919年，張勳65歲生日時，辜鴻銘送給這位屍居餘氣的“辮帥”一副賀壽聯，上聯是“荷盡已無擎雨蓋”，下聯是“菊殘猶有傲霜枝”。意思是清朝滅亡了，那頂官帽已經全無著落，但還留下一條好端端的辮子，足可笑傲於這個寒光閃閃的時代。撇開這副對子精神內涵不談，借喻確實極為貼切生動。辜鴻銘用蘇東坡《贈劉景文》一詩中的名句做壽聯，與其說是誇讚張勳的遺老骨氣，還不如說他是別有深意，純然作為自我表彰。畢竟張勳帶頭上演過複辟鬧劇，他那條辮子已經臭名昭著，而辜鴻銘的辮子，大家無論是否情願，確實承認它具有傳統文化的符號意義，當新文化運動蓬蓬勃勃之際，稱它為“傲霜枝”，雖有點滑稽，但還不算是比擬失倫。
詼諧的人很可能嚴肅，古怪的人也很可能正直，辜鴻銘生平最看不慣官場裏的蠅營狗苟。以段祺瑞為首的安福係軍閥當權時，頒布了新的國會選舉法，其中有一部分參議員須由中央通儒院票選，凡國立大學教授，或在國外大學得過學位的，都有選舉權。於是，像辜鴻銘這樣著名的北大教授就成了香餑餑。有位留學生小政客到辜家買票，辜鴻銘毫不客氣，開價五百元，當時的市價是二百塊。小政客隻肯加到三百。辜鴻銘優惠一點，降至四百，少一毛錢不行，必須先付現金，不收支票。小政客還想討價還價，辜鴻銘就大吼一聲，叫他滾出去。到了選舉的前一天，辜鴻銘果然收到四百元鈔票和選舉入場證，來人還再三叮囑他明天務必到場。等送錢的人前腳一走，辜鴻銘後腳就出了門，他趕下午的快車到了天津，把四百塊錢悉數報銷在名妓“一枝花”身上。直到兩天後，他才盡興而歸。小政客早就氣歪了嘴巴，他趕到辜家，大罵辜氏輕諾寡信。辜鴻銘二話不說，順手綽起一根粗木棍，指著那位留學生小政客，厲聲斥責道：“你瞎了眼睛，敢拿幾個臭錢來收買我！你也配講信義！你給我滾出去！從今以後，不要再上我這裏來！”小政客懾於辜氏手中那根粗木棍的威力，隻好抱頭鼠竄，逃之夭夭。在京城的一次宴會上，座中都是一些社會名流和政界大腕，一位外國記者逮住這個空當乘機采訪辜鴻銘，他提的問題很刁鑽：“中國國內政局如此紛亂，有什麼法子可以補救？”辜氏不假思索，立刻開出一劑猛藥：“有，法子很簡單，把現在所有在座的這些政客和官僚，統統拉出去槍斃掉，中國政局就會安定些！”想想看，他這話往報紙上一登，還能不炸鍋？還能不招致各路強梁的忌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