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殉清說的還有大學者王力，他是親炙於王門的弟子，挽詩中亦將恩師視同屈子：“竟把昆明當汨羅，長辭親友赴清波。取義舍生欣所得，不顧人間喚奈何！”清華教授吳宓的挽聯亦屬同調：“離宮猶是前朝，主辱臣憂，汨羅異代沉屈子；浩劫正逢今日，人亡國瘁，海宇同聲哭鄭君。”他將王國維的節操比屈原，將王國維的學問比鄭玄。在戰國時期，屈原懷沙自沉是大事件；在民國時期，王國維投水自盡也是大事件。說到底，他們的自殺都是由於環境惡劣、時勢凶險、情緒低落、精神苦悶等多種因素交相煎迫的結果。其所惡有甚於死者，則殺身以成仁，舍生以取義。毫無疑問，王國維心目中的“仁”、“義”與諸君子所持守的“仁”、“義”大相徑庭。在同樣的處境下，他毅然尋死，而諸君子則奮然求活，完全由價值取向和精神韌度決定，無所謂誰高尚誰庸常，褒美一個，貶低一群，更無必要。《清史稿》的作者將王國維列入“忠義傳”，而不是“儒林”或“文苑”，自有深意存焉。
金梁力主屍諫說，此說由殉清說派生而出。他在《殉節記》中寫道：“公殉節前三日，餘訪之校舍，公平居靜默，是日憂憤異常時，既以時變日亟，事不可為，又念張園可慮，切陳左右請遷移，竟不為代達，憤激幾泣下……”當時溥儀蟄居天津張園，鄭孝胥等數位親信環侍左右，羅振玉、王國維等遺老根本無法接近，更別說進言獻計，遜帝受奸小包圍，不顧危險，不謀進取，王國維對這種情形充滿憂慮，卻又無可如何，便采取屍諫的極端方式去激醒溥儀，這一邏輯推理未免失之簡單。
鄭孝胥、溥儀、郭沫若等人力主王國維受羅振玉逼迫而死說。此說的源頭當是鄭孝胥，鄭孝胥與羅振玉交惡，於是借王國維自殺放出冷箭，不僅令遜帝溥儀深信不疑，還使曆史學家郭沫若信以為真。傳言說，羅振玉與王國維同在日本時，即合作做過生意，饒有贏利，王國維名下分到一萬多元，但他並未收取，存放在羅振玉的賬號上，其後羅振玉做投機生意，大折其本，王國維的一萬多元全打了水漂，他還欠下一屁股債務，單是償還利息一項，就差不多要耗去他在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四百元月薪，王國維自感經濟上沒有出路，便投水自盡。另有傳言，紹英曾托王國維變賣清宮流出的字畫，羅振玉將這樁美事包攬下來，可是出貨之後卻將所得款項（一千多元）悉數扣留，作為歸還的債款，王國維極愛麵子，無法向紹英交待，索性跳了昆明湖。此外還有傳言，王潛明死後，羅振玉為女兒向王國維索要每年二千元生活費，使王國維無力招架。逼債說在情理上很難站得住腳，羅振玉識拔王國維於上海東文學社，當時王國維二十二歲，羅振玉三十三歲。羅氏之於王氏，猶如伯樂之於千裏馬，他對王國維的學術研究多有幫助，還解除了王國維在生計方麵的窘困。羅振玉經商有道是不錯，但總體而言，他是一位頗具素養的學者，不是那種鑽進錢眼就出不來的市儈，他研究學術，從來不吝嗇銀錢，他向王國維逼債，純屬無稽之談。王國維的幼女王東明曾作證，羅振玉與王國維之間沒有任何債務糾紛，王國維從未經商，也沒有倒騰過字畫古董。王國維自盡後，羅振玉追悔莫及，他曾在旅順對表兄劉蕙孫說，“我負靜安，靜安不負我”，自咎之情溢於言表。
由羅振玉逼債說更衍生出王國維早年為羅振玉捉刀寫書說。郭沫若、傅斯年等人斷定《殷墟書契考釋》的真作者是王國維，陳寅恪曾向傅斯年透露羅氏用四百元買斷此書的著作權，隻因王國維性情厚道，“老實得像香腸一樣”，急於報恩，便讓羅振玉獨享其名。陳寅恪確曾在挽詞中有所暗示，“以朋友之紀言之，友為酈寄，亦待之以鮑叔”。酈寄騙呂祿出遊，使周勃乘隙潛入北軍，盡誅諸呂，是賣友的典型人物。在陳寅恪眼中，羅氏為人竟如是不堪！王國維死後，古器大出，羅氏卻反而擱筆，偶輯大令尊，居然不及初學水平。羅氏晚年學力大退，著書立說，與早年自相矛盾，令大學者楊樹達疑竇叢生：“一人著書，竟自忘其前說，雖善忘不至如此。”多年後，陳夢家購得《殷墟書契考釋》的原始手稿，證明作者實為羅振玉，此說才不攻自破，歸於平息。
陳寅恪力主王國維為求思想自由、精神獨立而死說。應該看到，他的觀點前後有不小的變化，起初他在悼詩中認為王國維之死旨在殉清，“敢將私誼哭斯人，文化神州喪一身。越甲未應公獨恥，湘累寧與俗同塵？吾儕所學關天意，並世相知妒道真。贏得大清幹淨水，年年嗚咽說靈均。”其後深入思量，他認為殉清一說太窄狹，不足以彰顯王國維的精神境界，於是改造前說，作出新的推斷和進一步的發揮。王國維素以學術為性命，他的死旨在殉中華傳統文化。陳寅恪在《王觀堂先生挽詞序》中寫道：“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為天下後世所極哀而深惜者也。”其所謂“一死從容殉大倫，千秋悵望悲遺誌”，“大倫”之意除指君臣之倫，已有更寬廣的外延。陳寅恪在《清華學校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中更是邁進了一大步，徹底顛覆殉清說，他判定王國維並非為殉清而死，“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乃是為確保“其獨立自由之意誌”不遭踐踏而死。從精神深處分析王國維自盡的根源——“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陳寅恪頗得要領，應該說，這一通識頗有見地。王國維屢經世變，眼看詩書棄如土苴，冠裳淪為禽獸，卻無力振頹流於萬一，展抱負於少頃，思想不得自由，精神無法獨立，於是憤而投水，毅然斷絕外緣的紛擾和威脅。王國維自殺七年後，陳寅恪在《王靜安遺書序》一文中重申前說，對故友投水自盡深表同情，認為這是極少數人才能理解的壯舉：“先生之學博矣，精矣，幾若無涯岸之可望，無轍跡之可尋……寅恪以謂古今中外誌士仁人，往往憔悴憂傷，繼之以死，其所傷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於一時間一地域而已，蓋別有超越時間、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時間、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時間、地域之眾人所能共喻。”王國維在遺書中囑咐陳寅恪為他整理遺稿，委托之重，信任之深，非比尋常。事實上，也確乎隻有陳寅恪這位大智者堪稱他心印神契的知己。
周作人、蕭艾等人力主王國維悲觀厭世說。周作人在《偶感之二》中寫道：“王君以頭腦清晰的學者而去做遺老弄經學，結果是思想的衝突與精神的苦悶，這或者是自殺——至少也是悲觀的主因……以王君這樣理知發達的人，不會不發見自己生活的矛盾與工作的偏頗，或者簡直這都與他的趣味傾向相反而感到一種苦悶……徒以情勢牽連，莫能解脫，終至進退維穀，不能不出於破滅這一途了。”王國維體質瘦弱，麵部蒼黃，鼻架玳瑁眼鏡，乍一看去，就像是六、七十歲的衰翁，他早年患有嚴重的腳氣病，肺部也有紕漏。1904年，二十七歲時，他寫《紅樓夢評論》，深受叔本華悲觀哲學的影響，已露出厭世的端倪，視人生之全過程無時無處不有苦痛：“生活之本質何？欲而已矣。欲之為性無厭，而其原生於不足。不足之狀態，苦痛是也。既償一欲，則此欲以終。然欲之被償者一，而不償者什佰，一欲既終，他欲隨之，故終竟之慰藉，終不可得也。即使吾人之欲悉償，而更無所欲之對象，倦厭之情即起而乘之，於是吾人自己之生活。若負之而不勝其重，故人生者，如鍾表之擺，實往複於苦痛與倦厭之間者也。夫倦厭固可視為苦痛之一種，有能除去此二者，吾人謂之為快樂。然當其求快樂也，吾人於固有之苦痛外，又不得不加以努力，而努力亦苦痛之一也。且快樂之後，其感苦痛也彌深……又此苦痛與世界文化俱增，而不由之而減。何則？文化愈進，其知識彌廣，其所欲彌多，又其感苦痛亦彌甚故也……”王國維飽經憂患，亂世的種種怪象、險象、惡象和凶象使他的厭世思想牢不可拔。腳氣病能導致肌肉萎縮、步態失常，還嚴重影響視神經，王國維的高度近視實乃腳氣病暗中作祟所致。他死前數月，染上肺結核，一度咯血，疾病的折磨，使他更為悲觀。在《紅樓夢評論》中，王國維已論及解脫：“而解脫之中，又自有二種之別：一存於觀他人之苦痛，一存於覺自己之苦痛。然前者之解脫，惟非常之人為能，其高百倍於後者，而其難亦百倍。但由其成功觀之，則二者一也。通常之人，其解脫由於苦痛之閱曆，而不由於苦痛之知識。惟非常之人，由非常之知力而洞觀宇宙人生之本質，始知生活與苦痛之不能相離，由是求絕其生活之欲而得解脫之道。”王國維既觀苦痛，又覺苦痛，自然更要求取解脫之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