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反對，不如說有共鳴。但是要付諸實現則反對，理由是怕美國，蘇俄或者蔣介石插手。
有一類戰犯叫“參謀”（二十七）
美國不會直接插手，這點石原敢肯定。蔣介石呢？不說正在忙著“剿共”，按老蔣的為人，石原也準確地判斷出蔣介石肯定袖手旁觀。老蔣對異己喜歡的程度，不比對共產黨更多。紅軍長征時老蔣都沒有忘記借共產黨的手剿滅異己。像胡宗南帶了十萬大軍跟在徐海東的五千人後麵，不即不離，就差半天路。徐海東進保安歇了三天，打土豪分田地，胡宗南也在城外歇三天。後來徐海東上午出城，胡宗南下午進城，也不知道是在剿共還是在剿異己。這回有日本人幫忙剿滅奉係軍閥，蔣介石高興還來不及呢。
至於蘇俄那邊呢那個少帥早把活埋他自己的坑給酷酷地打好了。1929年7月，張作霖剛死不到一個月，張學良就敢上演“愛國秀”，不去找殺父仇人關東軍，卻和俄國人去鬧出了一個“中東路事件”。被人家打得滿地找牙不說，還把一旦有事的最後一根救命稻草也給玩沒了。
但即便真的美蘇蔣全部不聞不問，東北軍真的要拚命關東軍也打他們不過，所以石原又通過朝鮮軍參謀神田正種（陸大31期）串通了朝鮮軍司令官林銑十郎大將（陸大17期，後來在1937年做過4個月首相。他那個內閣，15個位置10個人幹，兼職一串，特別節約人力，被人稱為“兩人三腳內閣”）無視軍法，擅自將朝鮮軍調至邊境，隨時準備越境支援關東軍，其實有兩個大隊（營）當天晚上已經越過了邊界，而林銑十郎是第二天才向上邊報告的。這位林銑十郎從此就得了個混名叫“越境將軍”。
神田正種原來就是關東軍的，9.18事變後又回到了關東軍，長期從事對蘇工作，最後做到17軍中將軍長。戰後落到俄國人手裏給判了結結實實的14年徒刑。
整了個那麼大的架勢，反對的參謀本部就隻呆在一邊看？那倒沒有，參謀本部派了個作戰部次長建川美次（陸大21期）來奉天阻止關東軍亂來。這位建川是個名人，日俄戰爭的時候他是騎兵中尉，一個人跑了300裏地（這裏的“裏”是日裏，一日裏約等於四公裏，300裏就是大約1200公裏）去偵察俄軍，立下戰功。後以軍刀組的身份從陸大畢業。2.26事件以後因為是“皇道派”而被轉入預備役，出任駐蘇大使。和莫洛托夫在《日蘇友好中立條約》上簽字的日本人就是甲級戰犯鬆岡洋佑和他。敗戰時自殺，要不然也很有可能是甲級戰犯。
建川是有名的“挺進將軍”，他怎麼會願意來勸阻石原和板垣呢，可是軍令在身，不得不行。他就玩了一個“磨洋工，裝死狗”。從東京出來，他不坐飛機，走陸路坐海船橫穿朝鮮慢慢來。為什麼？為了幫石原們和關東軍爭取時間。等他坐火車到奉天，已經是9月18號傍晚了。
建川有情，石原也有意，不能讓建川落不是。當天晚上關東軍舉行盛大招待會，為次長洗塵。建川次長心知肚明：都該忙得像耗子似的時候，怎麼還全來接風？沒錯，看樣子要出事就是今天了。於是就開懷暢飲起來，左一杯，右一杯，兩杯喝完，醉倒下了。幹嗎來的？等明天酒醒了再說吧。
真的假的？有沒有搞錯就兩杯就醉了？那的去問建川本人了。不過關東軍原來定的日期確實是9月28日，接到參謀本部俄羅斯班班長橋本欣五郎少佐的密報，建川美次要來，這才提前到9月18日的。
9月15日，石原莞爾，板垣征四郎，花穀正，今田新太郎開了個緊急會議，研究建川美次部長要來的問題。板垣拿了一支鉛筆豎在桌子上說：“問天命吧，鉛筆往右倒就不幹了，往左倒咱們就玩命賭了。”
結果鉛筆往右倒了下去。
那就是說計劃中止了。
但是今田跳了起來，漲紅了臉說：“你們不幹我一個人幹。”
這一句話，整個會議的空氣為之一變。其實今田隻不過是說出了大家想說的話。日本陸軍的佐級參謀，是一批特別瘋狂的人，他們為了早日戴上將軍肩章，什麼事都敢幹。在他們那兒，沒有“冒天下之大不韙”這句話。
抗戰時在重慶流傳的一個幽默特別能夠說明日軍佐級參謀的這種特征。
日軍飛機又來轟炸了，躲進防空壕的蔣介石對身邊人說：“娘死匹的我也給她們炸煩了，要不然就和他們談判？可是和誰談呢？天皇不管事，首相像走馬燈似的換，想談判也沒對手啊”。
手下人想了想說：“報告委員長，有三個人可以談”。
“那三個人？”
“少佐，中佐和大佐。”
於是這四個參謀就決定了在9月18日建川到達的那天晚上動手，因為那是能夠爭取到的最後時間。建川部長交給花穀，隻要能把他灌得不省人事就行了。
等建川第二天醒來，事已經沒了，沈陽的東北軍已經被全部解除了武裝，石原們正忙著清點戰利品呢，不，應該說是繳獲品，不能叫戰利品，根本就沒有過戰鬥嘛。
石原的戰術應該說很簡單：“打蛇打七寸”。乘那位花花公子沉醉在溫柔鄉之際，打掉沈陽城裏的奉軍指揮部，使東北軍群龍無首。在沈陽動手的同時占領營口和丹東，阻斷關外奉軍主力回援和確保朝鮮軍越境增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