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優化總需求管理和營造供給側改革的良好環境要求進一步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體係
在理論上，宏觀調控立足於需求端，以總量調節引導市場行為和社會預期。在當前，宏觀調控被賦予了新的時代內涵，在保持總需求適度增長的前提下，重在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營造穩定的宏觀環境。國家《“十三五”規劃綱要》明確提出要完善以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為主的政策體係。改革的重點：一是進一步加強貨幣政策委員會的作用；二是根據《人民銀行法》穩步提高，確保中央銀行履職需要的有關財務安排；三是加強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四是提高貨幣政策可預期性和透明度。
2.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效率，要求推進以創新和開放為主基調的金融業自身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圍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補”五大重點任務，著力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效率，必須推動金融業自身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改革重點：一是發展麵向“三農”、小微企業和貧困地區的普惠金融，創新融資品種，推廣應收賬款質押、信用保證保險等新產品。二是完善麵向創新型企業、服務於“雙創”的科技金融，有序開展股債結合、投貸聯動試點，加快發展科技保險和再保險。三是積極發展以綠色信貸、綠色保險、綠色債券和碳金融為主體的綠色金融，擴大綠色債券發行規模，在環境高風險區域建立強製性環境責任保險製度。四是統籌推進區域性金融改革創新，著力推進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五是規範發展互聯網金融，更好地發揮互聯網金融行業自律組織作用，推動傳統銀行信息化轉型。六要前瞻性地製定經濟金融開放政策，推動人民幣成為可兌換、可自由使用貨幣。擴大人民幣國際使用，積極推動“一帶一路”戰略和金融行業與市場雙向開放，有序實現資本項目可兌換。
金融理論的成熟度和改革開放的重點難點問題決定了製度演進的漸進性
改革與發展需要理論指導，理論又來自改革與創新實踐。從全球經濟金融理論演進看，從綜合與分業經營，到信息技術對金融業的推動性還是顛覆性；從宏觀審慎管理與貨幣政策的關係，到金融監管體製的優劣權衡；幾乎所有重大創新都伴隨著理論爭論。我國的具體國情又決定了在金融改革、創新與發展中既要遵循市場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又要堅持一切從現實條件出發。約束條件下求最優值，是“十三五”現代金融體係規劃的基本方法論，決定了改革創新的漸進性。
1.理論的成熟度決定了改革總是需要探索和首創精神
一是現代信息技術對宏觀調控和金融監管提出了新要求，但在全球範圍內仍處於探索階段。數字貨幣、分部式賬本和去中介化在改造金融業態的同時也在改變金融交易和流動性形態，這對中央銀行組織架構、業務流程和貨幣政策傳導機製及其有效性都將構成潛在影響，也對功能監管、行為監管和穿透式監管的具體組織實施提出了新要求。二是對金融創新邊界的認知存在理論分歧。我國互聯網金融與非法集資、美國的Lending Club（借貸俱樂部）問題都促使理論界在更長時間的曆史數據積累下才能真正認識創新、風險、法人治理與監管的現實關係，一放就亂、一收就死的問題似乎在更大範圍內、更高頻率下存在，因而對什麼是現代金融體係，如何確保建設一個既高效又安全的金融體係提出了挑戰。
2.我國改革開放的重點難點問題決定了改革的漸進性
一是總量與結構的優化是長期任務。“十三五”現代金融體係建設要求在需求端與供給側雙向發力，存量與增量改革並行，需要整體謀劃，穩步推進。二是局部成功與總體複製要求配套協同。從2003年的農村信用社改革創新到2015年以來的區域金融改革，局部試點成功不難，難在因金融生態差異導致複製推廣不一定能取得預期成效。信用體係、法治環境等生態優化需長期建設，由此決定了改革創新的漸進性。三是效率與公平的權衡要求邊際調整。過去十年的金融改革主要立足於解決金融行業自身效率問題，取得了輝煌成就；全麵建成小康社會對金融業提出了既要堅持本部門的安全性、效益性、流動性，又要著力服務於實體經濟部門的更高要求，從目標函數到執行路徑的深刻轉變決定了未來五年的金融改革任務的艱巨性和實現途徑的漸進性。
陸磊：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