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明外史》是父親到北京創作的第一部長篇巨構。麵世後迅速使其成為南北皆知的人物。但小說背後的故事，更具“外史”的意味了。
《春明外史》是父親在北京創作，並在北京發表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是他第一部百萬言巨構，也是他的成名作，奠定了他在文學殿堂裏的地位。寫這部小說時，他隻有29歲，從1924年4月12日在北京《世界日報》副刊《夜光》上連載，直至1929年1月24日全部載完，長達5年之久，其間凡57個月。這部小說，從第一天連載起，就受到北京各階層讀者的關注，隨著情節的深入，這種關注越來越熱烈。據左笑鴻、賀逸文、夏方雅合寫的《〈世界日報〉興衰史》所述，每日下午兩三點鍾，就有不少讀者在報館門口排隊，焦急地等待當日報紙發售，不是為了別的，就是要先睹《春明外史》為快，他們關心著書中人物的命運，隨著故事的悲歡離合，他們時而扼腕歎息，時而舉額稱慶，戚戚然，欣欣然，不能自已。就這樣，他們不論寒暑，不管風雨，堅持在報館門口排隊，天天如此，朝朝如是，一排就是5年，這情景是多麼感人！自然，《春明外史》就成了《世界晚報》的一張王牌。當書寫到第13冋時，由《世界日報》出了單行本，發行不久，即告罄盡，接連數版，很快就銷售一空。1927年11月報社又將一、二集合並出版，也是很快就售完。等全書載完，1930年，上海世界書局將全書出版，分上下兩函12冊，發行前，在上海《申報》、《新聞報》兩大報紙上刊出巨幅廣告，並將全書86回目聯文，全文大字刊載，這種不尋常的舉措，在上海是很少見的，吊足了讀者的胃口，書發行後，一版再版，都是搶售一空。當時，上海和北京的作者，各有地盤，北京的作者一向不被上海報紙約稿，而北京的報紙也從不約上海的作者寫小說，似乎是井水不犯河水，而打破這一約定俗成的慣例，北京作者打入上海灘，被各報約寫小說，父親是第一人，張恨水隨著《春明外史》進入上海，也就成為南北皆知的人物了。
《春明外史》可能是父親在北京所寫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所以他對這一部書及稍後的《金粉世家》是極其偏愛的，那時他不滿30歲，寫起書來自然是全心投入，字字推敲，用心血寫成，可能是下了苦功，所謂“敝帚自珍”，也就是俗語所說的“孩子是自己的好”，所以他在大小場合，都喜歡談及這部書，他在自傳《寫作生涯回憶》中，用了三章來介紹《春明外史》，可見偏愛之深了。
《春明外史》的藝術特色和涵蓋的思想內容，我不敢也不合適來妄加評論，有關該書的內容、結構、技巧、語言及描寫，留給專家、學者去分析，就不需我饒舌了。我隻想把父親對我所說及親友介紹的《春明外史》寫作背景及相關軼聞趣事作些說明，算是外史的“外史”吧。“春明”原是唐朝都城長安東麵三門中的一門，後來則作為京師的別號，因而《春明外史》就是20世紀20年代的北京故事。當時北京是北洋政府的首都，所謂“首善之區”，但在軍閥、官僚、豪紳相互勾結把持下，一片烏煙瘴氣，昏天黑地，官僚政客們聲色犬馬，酒肉征食，政治上腐畋貪汙，賣官鬻爵。在畸形的“歌舞升平”的另一麵，則是窮苦百姓痛苦呻吟，衣不遮體，食不果腹，掙紮在死亡線上。作為新聞記者的父親，看到這一切，自然要筆之於書。但是北洋政府對新聞實行嚴格的管製，看到哪家報紙登載了揭露他們的消息，就會下令封報，記者本人也會遭到殺身之禍。父親有感於此，骨鯁在喉，不吐不快，就用了小說的形式來揭露、控訴，大舉撻伐，這種新聞外的“新聞”，正是此中有人，呼之欲出，因為是讀者身邊的事，自然發出會心的微笑，官僚軍閥卻又奈何不得，這就是《春明外史》的由來。
《春明外史》由新聞記者楊杏園和梨雲、李冬青的戀愛故事為引線，引出當時官場上，社會上種種千奇百怪的新聞內幕，讓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父親自己是新聞記者，他了解這些內幕，所以就把主人公也作為記者，這樣，說些主角的故事，又由主角牽引到社會上，順理成章，毫不牽強。這種以“社會為經，言情為緯”的寫作方法，父親曾向讀者交過底：“把這法子說破，就是用作《紅樓夢》的辦法，來作《儒林外史》。”這的確是匠心獨運的創作方法。《春明外史》百萬言，人物多至五百餘，它所涉及的社會麵非常廣，可說是包羅萬象：議會、豪門、劇場、公園、廟宇、名勝、公寓、旅館、會館、妓院、學校、通衢、胡同、大雜院、小住戶、貧民窟、俱樂部、遊藝場、高級飯店等等；人物更是三教九流無所不有，有總統、總理、總長、軍閥、政客、遺老、遺少、文人、記者、商賈、演員、學生、妓女、議員、丘八、僧侶、作家、詩人以及拉車的、要飯的、練武的、流氓、騙子……這些人物，各有各的麵貌，各有各的口吻，惟妙惟肖，傳神阿堵。由於人物寫得栩栩如生，竟然出現了一批“索隱派”，好事者不惜費心費力地搞索隱，對號入座，說書中的某某人是影射生活中的某某人，比如：魏極峰（曹錕）、魯大昌（張宗昌）、秦彥禮（李彥青）、閔克玉（王克敏）、韓幼樓（張學良）、周西坡（樊樊山）、何達（胡適）、時文彥（徐誌摩）、小翠芬（小翠花）、幺鳳（小阿鳳）等，其實滿不是那麼回事，父親自己在《寫作生涯回憶》說得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