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殺後，父親曾決意上山打遊擊。但請纓無路，他把愛國熱忱和一腔孤憤書於紙上，寫下大量半真人真事的抗日遊擊小說。
父親於1934年冬由北平到南京有感而賦詩雲：
不必功名等白頭，早將心跡托浮鷗。國如用我何妨死，事總因人大可羞。腹儉已遭家室累，賣文還作稻粱謀。憑欄無限憂時淚，如此湖山號莫愁。
詩言誌，這些擲地作金石聲的詩句，就是父親的心誌，為了國家民族，他願意犧牲一切，情願投筆從戎，戰死播場，馬革裹屍！這並不是書生的浪漫情懷，而是父親身體力行真正去做的事！《南京人報》被迫停刊後，父親於1937年底，把全家遷往故鄉安徽潛山，安頓好了以後，他拋棄了全部家產和事業，還有他多年精心收集、視如珍寶的書籍和資料，停辦了北平華北美術專門學校和《南京人報》，為了抗日，他毀家紓難，手提一隻行李箱，隻身入川。途經武漢時，我的四叔張牧野先生押運著裝有《南京人報》的機器、鉛字的木船，也到了武漢。父親原來的計劃是入川到重慶，或是複刊，或是把機器賣掉還債。可是在武漢，他看到許多愛國有心而又報國無門的人，內心充滿憤慨和無奈。這時又傳來了南京大屠殺的消息，父親在震驚中更感到無比的憤怒！他雖然是無權無勢的布衣，“百無一用是書生”，但是他有愛國的赤誠，浩然的正氣，他要用可以調動的一切，投身到抗日洪流中。我的四叔勸父親，幹脆把《南京人報》的機器扔了，回故鄉大別山打遊擊去！我的四叔雖是學藝術的，終日和點、染、皴打交道，但並非留長發穿怪衣不拘形跡的藝術家，他習過武術，練就了一身好拳腳，還保留了“將門之後”的豪氣，“七七”事變時，他正在天津，參加了天津民眾抗日的保安團，和日本侵略軍進行過肉搏戰，可以說是已經著過“殺敵的經驗”。同時，武漢也聚集了不少家鄉青年，他們都願意回到家鄉親手殺敵，保衛自己的家鄉，保衛自己的祖國。可是他們希望有些聲望的父親出麵協助，好使他們能夠名正言順回家鄉抗日。
這個建議，使父親枰然心動，他想到家鄉大別山層巒疊嶂，林密山險，正是打遊擊與敵人周旋的好地方。“國如用我何妨死”，這個願望和諾言可以實現了，他願意用他的聲望和影響，號召組織一大批愛國靑年，加入到抗日的行列中，這是一件了不起的壯舉！父親雖已是43歲的年紀了，但他仍然熱血沸騰了，他興奮地同意了四叔與家鄉青年的請求，他毅然決然地要投筆從戎，扔掉筆杆拿起槍杆。
經過一番認真的思考，父親用他的名義親筆寫了個呈文交給當時國民政府的第六部，請認可他們的這個行動，並寫明了他們不要錢，也不要槍彈，就隻要第六部的認可，免得家鄉人誤會。呈文是遞上去了，結果呢？被拒絕了！
父親請纓無路，簡直為愛國而發了狂，所以父親入川後，寫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就叫《瘋狂》，就是他這種憤慨心情的發泄。由於當時的政治原因，連載時受到各方麵的掣肘，下筆出言，都受到很大的限製，最後寫成的與原意已有很大的出入，父親自己對此書是不滿意的。我的四叔不管這一套，硬是回到家鄉，在潛山組織了一支抗日遊擊隊，和日本侵略軍進行了數年的遊擊戰。父親曾根據這支遊擊隊的英勇事跡寫了一部小說《巷戰之夜》，其中的景物、地名都是真實的。
事隔多年，聽母親打趣父親這段“投筆從戎”的往事時，我們實在想象不出父親架上老花眼鏡，手托步槍的情景，不免掩口葫蘆，忍俊不禁，但是看到父親那斑白的頭發，笑而不答的清瞿麵孔，我們笑不出來了，一種崇敬的心情，油然而生！
父親在武漢時，還有一件事，也值得一書。那就是恰逢“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立，父親被推選為第一任理事，他欣然從命。這在他是破天荒的，因為在此以前，他都是願作“超人”，從不做官，從不參加任何黨派，也從不參加任何文學團體，但是為了民族大計，為了抗日，他改變了自己過去的主張。
由於報國無門，父親把愛國熱忱及一腔孤憤，全都書之於紙上，這一時期，他寫了大量的抗日遊擊戰小說，他是個“百分之百”的書生，對於軍事又是個“百分之百”的外行，為了寫好遊擊戰小說，他積極地搜羅材料，並向打過遊擊戰的朋友請教，而且《新華日報》的資料室，允許父親任意索觀有關文件。抗戰初期父親寫的抗日遊擊戰爭小說有：《紅花港》（發表於香港《立報》）、《潛山血》（未完篇）、《前線的安徽，安徽的前線》（發表於《立煌皖報》）、《遊擊隊》（發表於漢口版的《申報》）以及前文說過的《巷戰之夜》。
在短短的一兩年內，父親居然寫出了這麼多的有關遊擊戰的小說，實在令人敬佩，尤其是《巷戰之夜》，獲得了巨大的成功。父親寫小說從來都不是“照搬生活”，而是對生活的綜合概括，提煉升華，在他寫的一百多部長、中篇小說中，都是以生活為依據，然後進行藝術創作，但是《巷戰之夜》和《大江東去》卻是個例外，這兩部書都是根據真人真事而加工的“半真人真事”的作品。
《巷戰之夜》寫於1939年，是應張慧劍叔之約而做的，那時他還未到重慶《新民報》工作，《新民報》“三張”尚未大會師。因友誼之故，父親是不能不寫的，所以就寫了這部《巷戰之夜》，連載於慧劍叔主編的重慶《時事新報》副刊《青光》上。初名《衝鋒》，次年江西《上饒日報》轉載，易名為《天津衛》。前一書名突出的是故事中的衝鋒情節，後一書名則側重於軍民同心協力保衛天津的事實。在北方，人們沿襲曆史的習慣，稱天津市為“天津衛”，而不是說天津市，因而《天津衛》與“天津衛”，是巧妙的雙關語。1942年，該書出版單行本時，抗戰已進入第5個年頭，大後方形形色色的腐敗現象，使父親痛心疾首，於是他又增寫了第1章與第14章，極力加強對“夜”的描寫和渲染，從夜的巷戰開始，到不是巷戰的“巷戰”之夜結束，首尾遙相呼應，使讀者在振奮激輯之後，又掩卷歎息，對比鮮明，令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