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以腦溢血的病弱之身，在短短的幾年間又寫出了十幾部小說，可見他頑強的意誌和非凡的勤勞是多麼驚人！
1953年初夏，父親終於恢複了寫作。當他架起老花鏡，伏在案頭，拿起鉛筆，在墊著複寫紙的紅格紙上再度寫稿時，全家人的心情都極其複雜，有喜悅，有感慨，有驚奇，更多的是敬佩！還是那位跟隨在我家幾十年的哥哥乳媽說得好：“張先生又寫書了，太好啦！”這句話說出了全家人想說的話，讓人喜極欲泣。在這裏順便交代一句，父親原來寫稿用毛筆，因毛筆書寫隻有一份，交出後，就沒有存稿，所以1940年後，就改用鉛筆墊複寫紙，就可以一稿兩份了。
原來，父親想寫一部反映北京小雜院生活的小說，想通過一個小雜院，來描繪北京解放後的變化，書名定為《半年之間》。然而他寫了幾章後，自己感到不滿意，因為他一直有病，對新生活不熟悉，寫出來也不符合當時的政治要求，經過一番認真的思考後，他決定放棄這個構思，另選題材。在經過苦思後，他想到了民間傳說故事《梁山伯與祝英台》。
這是個很不錯的想法，因為盡管梁祝故事己是家喻戶曉，但大都是以戲曲的形式，傳播於舞台上，或是以唱本的形式在民間流傳，幾乎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小說，父親雖然也沒有用小說的形式寫過民間傳說，但是他有淵博的曆史知識，而且他還寫過像《水滸新傳》、《中原豪俠傳》、《劍膽琴心》等曆史小說，因而寫起這種曆史傳說，是遊刃有餘的。但是為了把這個傳說改編為小說，父親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搜集了許多資料。馬彥樣叔還送來了有關這一題材的各種地方戲劇本。父親詳細地研究了30多種文獻，甚至對故事的時代晉朝，都做了一番研究，對衣飾、用具等都進行了認真的考證。經過了兩個月的準備，從8月才開始動筆，寫了兩個月，完成了初稿，他自己讀後，覺得不滿意，便又進行了修改，前後修改了十餘次，這在他的創作生涯中還是少有的事。小說《梁山伯與祝英台》完稿後，從1954年1月1日開始，在香港《大公報》上連載，一炮打響，受到了讀者的熱烈歡迎，海外的各華文報紙紛紛轉載，僑胞讀者紛紛來信，報社負責人向父親表示了謝意和祝賀。這次成功，使父親受到很大鼓舞。連載後不久，香港文宗書店就推出了單行本，父親在序文中說：“還沒有成熟的原稿，香港的報紙刊出後，據說反應良好。華僑報紙轉載的很多，這簡直是一種‘不虞之譽’了。”同年秋，北京寶文堂也出版了單行本，是父親康複後也是解放後出版的第一部書，是很有紀念意義的。父親的老友邵力子先生和我們住在一條胡同裏，一次他來看望父親，父親很高興地把港本《梁山伯與祝英台》送給了他。
《梁山伯與祝英台》受到熱烈歡迎，使父親的創作題材轉向了曆史傳說，在海外讀者的熱情敦請下，他又為香港《大公報》、《中國新聞社》和國內出版社撰寫了《白蛇傳》、《秋江》、《牛郎織女》、《孟薑女》、《孔雀東南飛》、《磨鏡記》、《逐車塵》、《重起綠波》、《翠翠》、《男女平等》、《鳳求凰》以及現代題材的《記者外傳》等12部小說。這些小說都是曆史民間傳說，而《逐車塵》則是從斷句“候門一入深似海，從此蕭郎是路人”半首詩觸發而創作的，我想說的是，父親隻從僅有兩句的半首詩中，演繹出一部十幾萬字的小說，可見他有多麼豐富的想像力！《記者外傳》與上述各種小說不同，它是以父親的親身生活為依據的，通過描寫一個記者楊止波從安徽到北京就職的經曆，反映了民國初年北京的社會眾生相，而且詳盡地介紹了當時北京報界的形形色色，可以說是與《春明外史》遙相呼應的篇外篇，不僅可當做民國初年的野史看，而且還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民國新聞史的翔實資料，供我們研究中國新聞界民國初期興起的形象教材。
當然，由於是父親的病後，他的記憶力與精力都大大減退，這些小說的技巧與文字水平，都遠不能和病前相比。我想說的是，他以腦溢血後遺症的病弱之身，在短短的幾年間，又寫出了十幾部小說，可見他頑強的意誌和非凡勤勞是多麼驚人！
從1955年開始，父親的舊作《八十一夢》、《啼笑因緣》、《五子登科》、《魍魎世界》、《夜深沉》等，又都陸續出版，我家的經濟狀況也有了好轉。父親有了稿費，就不願再領文化部的“薪金”，對於自己病後的“隻拿錢，不做事”，既不顧又不問“顧問”一職，深惑不安，於是就在1955年，父親親筆寫信給當時的文化部部長茅盾先生，辭去了文化部顧問一職。解放後，靠稿費生活的專職作家，父親是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