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風雲變幻的政治運動中，能耐得住寂寞，把名利、榮辱放在一邊，不偽飾，不隨波逐流，堅持自己的操守，這是需要勇氣的。文史館的工作，父親非常滿意和喜歡，故而舊雨新交，談天說地，好不愜意！
1957年以後，形勢突變，由於“左”的思潮影響，報刊對父親的約稿陡然減少了，而他的書也沒有出版社願意出版了。他本來是一個靠寫書為生的職業作家，一旦沒有稿子可寫，那就純粹是“賦閑家中”了。父親是一個終年忙碌的人，一旦清閑，反而手足無措，於是他隻好看看書，聽聽戲，種種花來消磨歲月。
父親的那場病，本來是場禍事，但是古賢哲說得好，“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父親反而因禍得“福”，惹去了不少麻煩。讀者知道，父親是一個不說假話的人，更不願作違心的活。上世紀50年代，政治運動頻繁，在有些場合，必須表態之時，父親均以有病在身，說話困難為由，繞過去。1954年全國文藝界大規模地批判俞平伯先生的《紅樓夢研究》，文藝界許多人都表了態，參與了批判活動。二家兄正在外地實習，得知這一情況後，寫信給父親，請他也表個態。我看到這封信後，問他怎麼還不寫文章。當時我們很年輕，這樣做，自然是保護父親，說實話，那時也沒覺得有什麼不對。而父親聽了我的話，則淡淡地說：“我不知道俞平伯錯在什麼地方，我寫什麼文章，湊什麼熱鬧呢？”終究他是一字未寫。
1955年，胡風事件爆發，全國掀起了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運動，來勢凶猛。我們還是為了保護父親，勸他寫文章表個態。父親則對我們說：“我不喜歡胡風的文章，但是讓我去批判他，我不知道該批他什麼，還是少說為佳吧！”從此，父親在曆次運動和文藝整風中，他都以緘默對之，從不發言，也從不寫文章，細心的讀者會發現，張恨水在“批判《紅樓夢研究》”、批判“胡風集團”、“反右派”、“拔白旗”等運動中，都是沒有態度的，其實“沉默”是很不容易的，需要有勇氣，需要耐得寂寞，要把名利、榮辱放在一邊，這正是父親的老實處，也是他的聰明處，這可能就是他讀書有得的“大智若愚”吧！
以前，我們隻知道父親不和別人打筆仗，但是通過這些緘默，卻使我們看到了他不隨聲附和，不說違心的話，為了對得住自己的操守，情願寂寞無聞。父親當時在做這些的時候，非常自然而不偽飾。二家兄和我當時並沒認識到這點，隻是覺得他有些與眾不同，不隨大流。白雲蒼狗，鬥轉星移，經過50多年的歲月消磨，我們才認識到他高風亮節的風骨，正是一個飽讀史書，幾經滄桑，閱曆過人才能有的大智慧。由於他人格魅力的感召，我們兄妹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沒有做過落井下石的事。
父親無書可寫，就在院子裏辟地鬆土，蒔花種樹，左一叢，右一棵的種起來。他從白塔寺買來許多花子兒，鬆土種下，成了一個花圃，如美人蕉、雞冠花、西番蓮等。大門的影壁前，種了一顆白丁香，東屋前種了一棵紅色的榆葉梅，北屋左間窗前種了一棵柳樹，右側又種了黑棗樹，在他書桌前窗種了一叢竹子，在小甬路上，紮了一個架子，爬滿了葡萄藤，架子兩旁各有一棵高可丈餘的盆栽石榴樹。在做這些“體力活兒”的時候，他都要親力親行，不許旁人插手，隻有一個例外，他隻讓最偏憐疼愛的大舍妹明明幫忙，爺兒倆在院子裏折騰得可歡了。春末夏初，小院美麗極了，白色的丁香和串串似珍珠的洋槐花，散發著濃濃的芬芳，粉紅色的榆葉梅，開得如錦如霞，丹紅的石榴，噴放著火一樣的熱情，陣陣的花香迎麵撲來，站久了，連衣襟都染上了香氣！到了盛夏，那小小的花圃，五顏六色競相開放，惹得蜂蝶成群成群的來，雖然是炎炎酷暑，我家卻是垂柳依依，翠竹搖曳，高大的槐樹如傘蓋，濃萌蔽日，好一派清涼！
每到冬初，父親和大舍妹要用草簾把花木包起來，讓我和家兄把兩盒石榴搬進屋裏，在做這些事的時候，他是那樣的認真，小心翼翼，生怕驚動和踫壞了這些花枝。在父親的拾掇下，我家小院成了個綠陰花香的世界，誰進到我家，都會情不自禁地讚一聲：“好美的小院！”
父親的外稿不多，就自己寫詩填詞，他把這些詩詞都用毛筆寫在一個紅豎線的宣紙本上，數年下來，也陸續寫了數百首，在本子封麵上，他用毛筆工整的題下《閑居吟》3個字。這些詩詞和前些年寫的《病中吟》，是他生前沒有發表過的兩本詩集，為我們留下了他晚年生活與心境的最寶貴的資料。在《閑居吟》中，有多首吟我家小院的：
消夏雜詠
野花小院淨無泥，竹葉臨窗萬個低。
好是三更明月上，輕描淡影粉牆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