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道主任李嫂說：“張先生家我知道，他們是好人，除了書沒別的！”由於街道的保護，我們家居然成了濁浪襲來的避風港，父親才得以“安全無恙”。可見在陰晦淒冷的風雨中，也仍有澆不滅人性之光！
1966年，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階級鬥爭的調子越唱越高，處處都透露出肅殺的寒意，報紙上不是批這個，就是批那個，不少人都處在一種慌恐和困惑中，我家自然也不例外，終日忐忑不安。大舍妹從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畢業後，去四川參加“四清”運動，原說是一年，但日期已滿，但仍回京無望：二舍妹為迎接大學畢業，己隨中央美術學院去河北邢台參加“社教”：我和內子也將去甘肅參加“四清”。此時的父親在三次腦血管痙攣後，更加虛弱，每次都是昏迷不醒，一住院便是月餘，醫生早已囑我們準備後事，但每次他都以頑強的生命力奇跡般地活過來了。大病後的他，行動和說話都愈加困難。家裏也顯得很冷清，父親終日悶坐書房，與《四部備要》為伴。雖然照例，晚飯後我和二家兄還是到他的小書房閑話，但由於心情不好，人也少，失掉了往日的歡樂。
一天下午，大約是3點鍾。父親在屋裏看報，忽然聽他驚叫一聲，又見他踉蹌奔出門外，手裏拿著報，我聽他口齒不清而又著急地對我說：“你看，邢台發生地震了！你快到蓉兒的學校打聽消息，快，快……”我怕他著急，立即騎車趕往中央美術學院打聽消息。聽校方負責人說，學生所在地離震心較遠，波及不大，學生安全無恙。我回來看見父親正站在院子裏等我，等知道二舍妹安全的消息，他才一塊石頭落了地，回到了屋裏。後來聽家人告訴我，父親在等我消息時，一直焦慮不安地在院子裏徘徊，讓他回屋，怎麼也不肯，父親在嚴肅的麵孔後麵，卻是一顆慈愛的心，父親在給大舍妹的信中，曾提及此事：
明明吾兒：
我在4月13日傍晚五點十幾分，接到你親筆信，非常高興。你說的你在青年有一番貢獻要獻給國家，是呀！我非常同意你的主張。我現在（是）72歲的人。說我落後，我也承認，但你們要前進，我絕不能在後麵拉你們的後腿。你們放手前進吧……
前日發動（表）一個消息，河北邢台幾縣五點十幾分，發生地震，有好幾縣人畜頗有損失，我聽了這話，頓時就急得什麼（似的），趕快就命伍哥向中央美術學院打聽，還好，一會兒美術學院向各家發通知，邢台縣發生地震，學生都無事，你那兒想必吃了一驚。信尾忽然看有你一首七絕，你押韻押得都不錯，隻是平仄調換的不對，這不要忙，用心學一學就會了，等你回家來慢慢兒學吧。此祝進步
我寫字還是不行，這封信寫了我一夜。
父 恨水書 四月十六日
父親在得知我即將去參加“四清”時，給二舍妹一信：
蓉蓉吾兒：
你寄我的十一日信我已經看過了，我的錢已經交給你伍哥的手中，伍哥表示昨日是星期日，星期一準交給你學校，我想你學校準給你寄吧。你伍兄也是要走的，要到的地方是甘肅靜縣（伍注：信誤，應為寧縣），在陝西交界的地方，搞的是“四清”一半年才能回來，大約你二人不會回（會）麵了。此祝
進步
父 恨水書 二月二日
孤寂病弱的老父想念兩個在外地的妹妹，關心她們的生活和健康，給她們寫信是老父晚年生活的慰籍。我需要說明的是，父親一生有個習慣，寄信和郵稿從不假手於人，不管回複一素昧平生的讀者普通信函，還是給報社寄發稿件，他都要親手送到郵局或放進郵筒。從我記事時起，就是在避難山村抑或回到北京，他都是如此。從這小小的一件事，可以看出他忠誠守信和嚴肅執著的職業道德。當他每次給妹妹寫完信，都要邁著行動不方便的雙腿，由我陪著他去附郵。寄完了信，父親便數著手指，盼著妹妹回信，有時回信遲了，他便輾轉難眠，在給大舍妹的一封信中，曾經描述過自己思念女兒的心情：
明明吾兒：
你已有半月多沒有寫信來告知一切，我非常地掛念……
說起來日子也不算多，可是每晚盼著，半晚醒了枕頭哭濕了半個，你工作還沒有了，工作了時同我寫封信來，千萬千萬……
讀者諸君，請想一下，一個被病魔纏身的70多歲的老人，思念女兒竟會深夜哭濕了枕頭！為了告慰外地的女兒，老人顫抖著手，艱難地握筆，親手寫信，竟寫了一夜！誰看了這樣的信，都會為之感動得淚下。
1966年7月，我們工作組奉命中斷了甘肅的“四清”，回到北京。剛下火車，在火車站還沒有禦下行裝，耳畔就響起了“打倒”之聲，有人已被“揪”出來了。過了不久，就是那令人不寒而栗的“八月恐怖”。在這不正常的日子裏，是非完全顛倒，父親的老友無一幸免，全都被“揪”出來，關進了“牛棚”。這些事情，我們都瞞著有病在身的父親。兄妹們用溫情織成了一張薄薄的紗網，遮圍著父親，不讓他受到外界的刺激，因為他太虛弱了，經不得半點傷害。盡管是無“班”可上，但是每天我們還得到單位去“搞”批鬥，每天早上去，都是提心吊膽，因為不知何時大禍臨頭，被“揪”出來隔離審查，好不容易熬到了下班，匆匆趕回家。看到老父親安然無恙，才算鬆了口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