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4章 問卜殷墟(1 / 3)

找回夏商周,花費了我很長的時間。

一九七六年深秋下山時,滿腦子還是“黃帝紀年”,隻想在一個曆史的轉折點上關顧一下家人的安危,然後快速回到那個紀年。沒想到,山下的變化翻天覆地,我一時回不去了。

山下,災難已經告一段落,古老的土地宣布要向世界開放,而且立即在經濟上動了起來。但我覺得,這最終應該成為一個文化事件。因為如果不從精神價值上與世界對話,一切努力都可能成為鏡花水月。而且,到時候會是破碎的鏡、有毒的花、渾濁的水、昏暗的月。

懷著這種深深的憂慮,我做了很多事情。

先是花費八年時間集中鑽研世界十幾個國家的人文典籍,與中國文化對照,寫成一本本書出版。後來又被自己所在學院的同事們選為院長,由於做得不錯,被上級部門看中,一時仕途暢達。這一切,使我的個人命運發生了重大的轉變,卻一點兒也沒有減少我對中華文化的憂慮。

之後,這種憂慮越來越重。於是,出乎眾人意料,我突然辭去一切職務,也離開了原來的專業領域,形影孤單地向荒涼的原野走去。

“在這樣的官位上你還是全國最年輕的,當然也最有前途,為什麼辭得那麼堅決?”三位領導者一起找我談話,這是他們提出的第一個問題。

我怕說了真話有“故作深刻”之嫌,隻好“淺薄”地笑一笑,搖搖頭。

兩位老教授找上了我,說:“你已經是我們這個領域的頂級學術權威,而且會一直保持下去,這多不容易,為什麼硬要離開?”

我還是笑一笑,搖搖頭。

幾個老同學更是竭力阻止:“這年頭多少文化人都在忙著出國深造,誰像你,打點行裝倒著走?”

我又是笑一笑,搖搖頭。

我知道,自己這麼做,確實違逆了當時身邊卷起的一股股大潮。

違逆著做官的大潮、學術的大潮、出國的大潮“倒著走”,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因為一個人的肩膀摩擦著千萬人的肩膀,一個人的腳步妨礙了千萬人的腳步,總是讓人惱火、令人疑惑的。我隻管在眾人的大呼小叫中謙卑躲讓、低頭趕路,終於,發覺耳邊的聲音越來越少。

怯生生地抬頭一看,隻見長河落日,大漠荒荒。

這次獨行,與半山藏書樓時的情景已經大不一樣。

當年隻是天下困頓,躲在一角猜測猜測黃帝的傳說;而現在,一種有關中華文化命運的責任,實實在在地壓到了自己肩頭。

我看到中華文化突然出現了新的活力,但是,它能明白自己是誰嗎?它的明天會怎麼樣?

這麼一個大問題,突然變得急不可待。

在我之前的一百年前,中華文化瀕臨滅亡,也全然忘了自己是誰。有幾個中國知識分子站出來,讓它恢複了記憶。記憶一旦恢複,局麵就全然改觀。

這幾個中國知識分子,不是通過向來文人所期盼的方式,例如創立學派、發表宏論等,來做成事情的,而是通過實物考證和現場踏勘,平平靜靜讓一兩個關鍵記憶慢慢恢複。

他們恢複的關鍵記憶,與夏商周有關。

夏商周!當年我離開半山藏書樓下山時,割舍不下的正是夏商周,現在繞了一大圈,又接上了。

我心中閃現得最多的是那幾個中國知識分子的奇怪麵影,他們幾乎成了我後來全部苦旅的最初動力。

因此,我要騰出一點篇幅,比較詳細地說一說他們。順便,也彌補一下我擱置已久的夏商周。

十九世紀末,列強興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文化像水,而領土像盤,當一個盤子被一塊塊分裂,水怎麼還盛得住?但是,大家對於這個趨勢都束手無策。

人類很多古文明就是這樣中斷的,相比之下,中華文化的壽命已經夠長。

它有一萬個理由延續下去,卻又有一萬零一個理由終結在十九世紀,因此,這一個“世紀末”分量很重。

時間很緊,從一八九五年開始世紀末倒計時,每年都危機頻傳,而且越來越凶險。一八九六、一八九七、一八九八、一八九九——

沒有挽歌,但似乎隱隱聽到了喪鍾。

一八九九,深秋,離二十世紀隻隔著三陣風、一場雪。

十九世紀最後幾個月,北京城一片混亂。無能的朝廷、無知的農民、無狀的列強,打鬥在肮髒的街道和胡同間。商店很少開業,居民很少出門,隻有一些維持最低生存需要的糧店和藥店,還會閃動著幾個慌張的身影。據傳說,那天,宣武門外菜市口的一家中藥店接到過一張藥方,藥方上有一味藥叫“龍骨”,其實就是古代的龜甲和獸骨,上麵間或刻有一些奇怪的古文字。使用這張藥方的人,叫王懿榮。

王懿榮是個名人,當時京城頂級的古文字學者、金石學家。他還是一個科舉出身的大官,授翰林,任南書房行走、國子監祭酒,主持著皇家最高學府。他對古代彝器上的銘文做過深入研究,因此,那天偶爾看到藥包裏沒有磨碎的“龍骨”上的古文字,立即敏感起來,不僅收購了這家中藥店裏的全部“龍骨”,而且囑人四處再搜集,很快就集中了一千五百餘塊有字甲骨。他收購時出錢大方,又多多益善,結果在京城內外,“龍骨”也就從一種不重要的藥材變成了很貴重的文物,不少人為了錢財也紛紛加入尋找有字甲骨的隊伍當中。

我沒有讀到王懿榮從自己的藥包發現甲骨文的具體記載,而且當時藥店大多是把“龍骨”磨成粉末再賣的,上麵說的情節不足以全信,因此隻能標明“據傳說”。但可以肯定的是,正是那個深秋,有字甲骨由他發現了。

在他之前,也有人聽說過河南出土過有字骨板,以為是“古簡”。王懿榮熟悉古籍,又見到了實物,快速作出判斷,眼前的這些有字甲骨,與《史記》中“聞古五帝三王發動舉事必先決蓍龜”的論述有關。

那就太令人興奮了。從黃帝開始的傳說時代,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遙想過,卻一直缺少實證;而眼前出現的,分明是那個時候占卜用的卜辭,而且是實實在在一大堆!

占卜,就是詢問天意,大事小事都問。最大的事,像戰爭的勝敗、族群的凶吉、農業的收成,是朝廷史官們必須隆重占卜的。先取一塊整修過的龜板,刻上一句問話,例如,幾天之後要和誰打仗,會贏嗎?然後把龜板翻過來,在背麵用一塊火炭烤出裂紋,根據裂紋的走向和長短尋找答案,並把答案刻上。等到打完仗,再把結果刻上。

我們的祖先為了維持生存、繁衍後代,不知遇到過多少災禍和挑戰,現在,終於可以聽到他們向蒼天的一句句問卜聲了。

問得單純,問得具體,問得誠懇。問上帝,問祖宗,有祭祀,有巫祝,日月星辰,風霜雨雪,問天也就是問地。

為什麼三千多年前的聲聲問卜,會突然湧現於十九世紀最後一個深秋?為什麼在地下沉默了那麼久的華夏先人,會在這個時候咣當一聲擲出自己當年的問卜甲骨,而且嘩啦啦地流瀉出這麼一大堆?

我想,一定是華夏先人強烈地感知到了,他們的後代正麵臨著可能導致萬劫不複的危難。

他們顯然有點生氣,擲出甲骨提醒後代:這是多少年的家業了,怎麼會讓外人糟蹋成這樣?

他們甚至惱怒了,擲出甲骨責斥後代:為何這麼垂頭喪氣?至少也要問卜幾次,最後探詢一下凶吉!

王懿榮似乎有點聽懂。他放下甲骨,站起身來。

門外,要王懿榮關心的事情太多了。

就在王懿榮發現甲骨文的半年之後,八國聯軍進攻北京。這八個國家的國名以及它們的軍隊在中國的所作所為,我不想在這裏複述了。我隻想說一個結果,一九〇〇年八月十五日(農曆七月二十一日)早晨,王懿榮被告知,慈禧太後和光緒皇帝已經逃離北京。

王懿榮,這位大學者這時又擔負著北京城的防衛職務。他頭上多了一個官銜——“京師團練大臣”,代表朝廷與義和團聯係,但現在一切都已經晚了。

在中國曆代關及民族安危的戰爭中,開始總有不少武將在戰鬥,但到最後還在抵抗的經常是文官,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恐怕也與中華文化的氣節傳承有關。王懿榮又是這樣,他覺得首都淪陷、朝廷逃亡,是自己的失職,盡管責任完全不在他。他知道越是在這樣的時刻自己越不應該離開職守,但又不能以中國首都防衛官員的身份束手就擒,成為外國侵略者進一步證明他們勝利的道具。

於是,唯一的選擇是,在已經淪陷的北京城內,在朝廷離開之後,在外國侵略者還沒有來到眼前的這一刻,自殺殉國。

他自殺的過程非常慘烈。

先是吞金。金塊無毒,隻是憑著特殊的重量破壞腸胃係統,過程緩慢,造成的痛苦可想而知。但是,他掙紮許久仍然沒有死。

於是喝毒藥。在已經被破壞的腸胃係統中灌進劇毒,感覺必定是撕肝裂膽,但他居然還是沒有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