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漢武帝的時代，剽悍強壯是整個民族的時尚。這位從一出生就聽到了黃河驚濤的青年學者，幾乎是以無敵劍客的心態來完成這次文化考察的。從他的速度、步履和興奮狀態，也可推斷他對整個中華文化的感悟。
這次漫遊之後，他得到了一個很低的官職——郎中，需要侍從漢武帝出巡了。雖然有時隻不過為皇帝做做守衛，侍候車駕，但畢竟也算靠近皇帝了，在別人看起來相當光彩。而司馬遷高興的，是可以借著侍從的名義繼續出行。後來，朝廷為了安頓西南地區的少數民族，也曾派他這樣身強力壯的年輕小官出使，他就走得更遠了。
因此，我們需要繼續排列他的行程。
二十三歲至二十四歲，他侍從漢武帝出巡，到了陝西鳳翔，山西夏縣、萬榮，河南滎陽、洛陽，陝西隴縣，甘肅清水，寧夏固原，回陝西淳化甘泉山。
二十五歲，他出使四川、雲南等西南少數民族地區。
二十六歲，他剛剛出使西南回來，又侍從漢武帝出巡山東泰山、河北昌黎、河北盧龍、內蒙古五原。二十七歲，又到了山東萊州、河南濮陽。
二十八歲，他升任太史令，侍從漢武帝到陝西鳳翔、寧夏固原、河北涿州、河北蔚縣、湖南寧遠、安徽潛山、湖北黃梅、安徽樅陽、山東膠南，又到泰山。
我在排列司馬遷青年時代的這些旅行路線時，一邊查閱著古今地名表，一邊在地圖上畫來畫去，終於不得不驚歎，他實在是幾乎走遍了當時能夠抵達的一切地方。那個時期，由於漢武帝的雄才大略、勵精圖治，各地的經濟狀況和社會麵貌都有很大進展，司馬遷的一路觀感大致不錯；當然，也看到了大量他後來在《史記》裏嚴厲批評的各種問題。
這是漢武帝的土地和司馬遷的目光相遇，兩邊都隱含著一種不言而喻的偉岸。隻要是漢武帝的土地，任何智者見了都會振奮，何況是司馬遷的目光；隻要是司馬遷的目光，任何圖景都會變得深遠遼闊，何況是漢武帝的土地。
司馬遷已經開始著述，同時他還忙著掌管和革新天文曆法。漢武帝則忙著開拓西北疆土，並不斷征戰匈奴，整個朝廷都被山呼海嘯般的馬蹄聲所席卷。
就在這樣的氣氛中，司馬遷跨進了他的極不吉利的三十七歲，也就是天漢二年，公元前九十九年。
四
終於要說說那個很不想說的事件了。
別人已經說過很多遍，我要用自己的方式來說，盡量簡短一點。
這是一個在英雄的年代發生的悲慘故事。
匈奴無疑是漢朝最大的威脅，彼此戰戰和和，難有信任。英氣勃勃的漢武帝當政後，對過去一次次讓漢家女兒外嫁匈奴來乞和的政策深感屈辱，接連向匈奴出兵而頻頻獲勝，並在戰爭中讓大家看到了傑出的將軍衛青和霍去病。匈奴表麵上變得馴順，卻又不斷製造麻煩。漢武帝怎麼能夠容忍？便派將軍李廣利帶領大隊騎兵征討匈奴。這時又站出來一位叫李陵的將軍，曆史名將李廣的孫子，他聲言隻需五千步兵就能戰勝匈奴，獲得了漢武帝的準許。李陵出戰後一次次以少勝多，戰果累累，但最後遇到包圍，寡不敵眾，無奈投降。
漢武帝召集官員討論此事，大家都落井下石，責斥李陵。問及司馬遷時，他認為李陵的戰功已經以遠超自己兵力所能，他一次次擊敗了敵人，眼下隻是身陷絕境才作出此番選擇。憑著他曆來的人品操守，相信很快就會回來報效漢廷的。
漢武帝一聽就憤怒，認為司馬遷不僅為叛將辯護，而且還影射了李廣利的主力部隊不得力，因此下令處死司馬遷。
為什麼不能影射李廣利的主力部隊？因為李廣利的妹妹是漢武帝最寵愛的李夫人。李夫人英年早逝，臨終前托漢武帝好生照顧哥哥。漢武帝出於對李夫人的思念，也就以極度的敏感保護著李廣利。這一切，都是司馬遷在回答漢武帝問話時想不到的。
說是處死，但沒有立即執行。當時的法律有規定，死刑也還有救，第一種辦法是以五十萬錢贖身，第二種辦法是以腐刑代替死刑。
司馬遷家庭貧困，根本拿不出那麼多錢來。他官職太低，又得不到權勢人物的疏通。以前的朋友們，到這時都躲得遠遠的，生怕惹著了自己什麼。連親戚們也都裝得好像根本沒有發生過這回事一樣，誰也不願意湊錢來救其命。這時候，司馬遷隻好“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
司馬遷在監獄裏靜靜地等了一陣，也像是什麼也沒有等。他很明白地知道，自己的選擇隻有兩項了：死，或者接受腐刑。
死是最簡單、最自然的。在那個彌漫著開疆拓土之勢、征戰殺伐之氣的時代，人們對死亡看得比較隨便。司馬遷過去侍從漢武帝出巡時，常常看到當時的大官由於沒有做好迎駕的準備而自殺，就像懊喪地打一下自己的頭一樣簡單，周圍的官員也不以為意，例如當時河東太守和隴西太守都是這樣死的。這次李陵投降的消息傳來，不久前報告李陵戰功的官員也自殺了。據統計，在李陵事件前二十餘年，漢武帝所用的五位丞相中，有四位屬於非自然死亡。因此，人們都預料司馬遷必定會選擇痛快一死，而沒有想到他會選擇腐刑，承受著奇恥大辱活下來。
出乎意料的選擇，一定有出乎意料的理由。這個理由的充分呈現，需要千百年的時間。
腐刑也沒有很快執行，司馬遷依然被關在監獄裏。到了第二年，漢武帝心思有點活動，想把李陵從匈奴那邊接回來。但從一個俘虜口中聽說，李陵正在幫匈奴練兵呢。這下又一次把漢武帝惹火了，立即下令殺了李陵家人，並對司馬遷實施腐刑。
剛剛血淋淋地把一切事情做完，又有消息傳來——那個俘虜搞錯了，幫匈奴練兵的不是李陵，而是另一個姓李的人。
五
司馬遷在監獄裏關了三年多，公元前九十六年出獄。
那個時代真是有些奇怪，司馬遷剛出獄又升官了，而且升成了官職不小的中書令。漢武帝好像不把受刑、監禁當一回事，甚至他並沒有把罪人和官員分開來看，覺得兩者是可以頻繁輪班的。
不少雄才大略的君主是喜歡做這種大貶大升的遊戲的，他們在這種遊戲中感受著權力收縱的樂趣。
升了官就有了一些公務，但此時的司馬遷，全部心思都在著述上了。
據他在《報任安書》裏的自述，那個時候的他，精神狀態發生了極大的變化，過去的意氣風發再也找不到了。
仆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黨戮笑，汙辱先人，亦何麵目複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每念斯恥，汗未嚐不發背沾衣也！
這段自述通俗似白話文，不必解釋了。總之，他常常處於神不守舍的狀態之中，無法擺脫強烈的恥辱感。越是高貴的人越會這樣。
在一次次的精神掙紮中，最終戰勝的，總是關於生命價值的思考。他知道，那個時代由於大家把死看得過於平常，因此爽然求死雖然容易卻似九牛失其一毛，或似螻蟻淹於滴水，實在不值一提。相比之下，隻有做了一些有價值的事情之後再死，才大不一樣。正是想到這裏，他說了一句現在大家都知道了的話：“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
在他心中，真正重於泰山的便是《史記》。他屈辱地活著，就是要締造和承載這種重量。
人的低頭有兩種可能，一種是真正的屈服，一種是正在試練著扛起泰山的姿態，但看起來也像是屈服。
司馬遷大概是在四十六歲那年完成《史記》的。據王國維考證，最後一篇是《匈奴列傳》，那是公元前九十年寫就的。
我們記得，司馬遷遭禍的原因之一，是由於為李陵辯護時有可能“影射”了漢武帝所嗬護的將軍李廣利不得力。就在公元前九十年，李廣利自己也向匈奴投降了。司馬遷把這件事平靜地寫進了《匈奴列傳》，他覺得，一個與自己有關的懸念落地了，他已經可以停筆。
這之後，再也沒有他的任何消息。他到底活了多久，又是怎麼逝世的，逝世在何處，都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