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學者從衛宏的《漢書舊儀》、葛洪的《西京雜記》和桓寬的《鹽鐵論》等著作中的某些說法判斷，司馬遷最後還是因為老有怨言而下獄被殺。但在我看來，這些材料過於簡約和暖昧，尚不足憑信。當然，簡約和曖昧也可能是出於一種仁慈，不願意讓人們領受司馬遷的二度悲哀。
他，就這樣無聲無息、無影無蹤地消失了。
他寫了那麼多曆史人物的精彩故事，自己的故事卻沒有結尾。
也許，這才是真正的大結尾。他知道有了《史記》，不需要再安排一個終結儀式。他知道隻要曆史還沒有終結，《史記》和他都終結不了。
六
文章已經可以結束。忽然又想到一層意思，再拖拉幾句。
多年來我一直被問寫作散文受誰的影響最深，我曾經如實地回答是“司馬遷”，立即被提問者認為是無厘頭式的幽默。
“我們問的是散文啊，您怎麼拉出來一個古代的曆史學家？”
我不知如何解釋，後來遇到同樣的問題也就不作回答了。
年歲越長，披閱越多，如果自問最傾心哪位散文家，我的答案依然沒變。
散文什麼都可以寫，但最高境界一定與曆史有關。這是因為，曆史本身太像散文了，不能不使真正的散文家評然心動。
曆史沒有韻腳，沒有虛構，沒有開頭和結尾；但是曆史有氣象，有情節，有收縱，有因果，有大量需要邊走邊歎、夾敘夾議的自由空間，有無數不必刻意串絡卻總在四處閃爍的明亮碎片，這不是散文是什麼？而且也隻能是散文，不是話本，不是傳奇，不是策論，不是雜劇。
既然曆史本是如此，司馬遷也就找到了寫史的最佳方式。他一徑以第三人稱的敘述主體從容地說著，卻與一般曆史著作的冷若冰霜不同。他說得那麼富有表情，有時讚賞，有時傾心，有時懷念，有時祭奠，有時憤怒，有時譏諷，有時鄙視。但這一切，都隻是隱約在他的眉眼唇齒間，而沒有改變敘述基調的連貫性。
有時，他的敘述中出現了較完整的情節，有人物，有性格，有細節，有口氣，有環境，像一則則話本小說。但是，他絕不滿足於人們對故事情節的世俗期待，絕不淪入說唱文學的眉飛色舞，敘述的步履依然經天緯地，絕無絲毫嘩眾取寵之嫌。
有時他不得不評論了，除了每篇最後的“太史公曰”，也會在敘述半道上拍案指點，卻又點到為止，繼續說事。事有輕重遠近，他如揮雲霓，信手拈來又隨手撇去，不作糾纏。
這樣一來，他的筆下就出現了各種色調、各種風致、各種意緒、各種情境的大組合。明君、賢相、惡吏、謀士、義俠、刺客，各自牽帶出鮮明的人生旋律，構成天道人心、仁政至德的豐富交響。這便是真正的“曆史文化大散文”。
《史記》的這種散文格局如雲似海，相比之下，連唐宋八大家也顯得剪裁過度、意圖過甚，未免小氣了。
若問：以散文寫史，是否符合曆史科學？我的回答是：既然曆史的本相是散文狀態而不是論文狀態，那麼，越是以近似的形態去把握，便越合適。否則，就會像捕雲馴海，誰都勞累。
又問：把《史記》作為散文範本，是否大小失度？我的回答是，寫天可以取其一角，但必先感受滿天氣象；畫地可以選其一隅，也必先四顧大地蒼茫。曆史散文的範本應該比尋常散文開闊得多，才能擺脫瑣碎技巧而獲得宏大神韻。
除了內容，散文的基元是語言。在這一點上，司馬遷也稱得上是千古一筆。
司馬遷的文筆，是對他周圍流行文字的艱苦掙脫。在他之前，文壇充斥著濃鬱的辭賦之風。以枚乘、司馬相如等人為代表，追求文學上的鋪張和奢侈。到了司馬遷時代，此風愈演愈烈。好像是要呼應漢武帝所開創的大國風範和富裕局麵，連散文也都競相追求工麗、整齊、空洞、恣肆，甚至還要引經據典，磨礪音節。雖然確也不乏文采，卻總是華而不實、裝腔作態。這種傾向發展到以後，就成了過度講究藻飾、駢偶、聲律、用典的六朝駢文，致使到唐代，韓愈、柳宗元他們還要發起一個運動來反對。
知道了司馬遷的文字環境，就可以明白他文筆的幹淨、樸實、靈動，包含著多大的突破。他尤其像躲避瘟疫一般躲避著整齊的駢偶化句式，力求明白如話、參差錯落的自然散句。他又要把這種散句熔煉得似俗而雅、生動活潑，實在是把握住了散文寫作的基礎訣竅。他還不讓古代語文以佶屈聱牙的形態出現在自己的文章中，而必須改得平易流暢，適合當代人閱讀。我們如果在他的書中看到某種整齊、對稱、排比的句子，基本可以斷定不是出於他自己的手筆。例如後世專家們看到某篇文章中有一段以四字為韻的句法，一致肯定為後人羼入。
說到這裏，我實在無法掩蓋積存已久的現代悲哀。我們的時代，離兩漢六朝已那麼遙遠，不知何時突然掀起了一種不倫不類的當代駢文——一味追求空洞套話的整齊排列，文采當然遠不及古代駢體，卻也總是不怕重複地朗朗上口。有一次我被邀去參加一所大學的校慶，前來祝賀的官員居然有五位完全重複一個同樣的開頭：“金秋十月，桂子飄香，莘莘學子，歡聚一堂。”後來又有一位官員隻把“金秋十月”改成“金風送爽”，後麵十二個字還是一模一樣。我想大笑又不能不掩口，因為四周的人都覺得這才像是好文章。
有一次我在傳媒上啟發年輕人寫作少用成語、形容詞、對偶句和排比句，回歸質樸敘事。這是多麼常識性的意見啊，據說卻引起一片嘩然，都說少了成語、形容詞、對偶句和排比句，何來“文學性”？大家竟然都不知道，這種不像正常人說話的所謂“文學性”，其實是最為低俗的“偽文學形態”。中國人已經擺脫了兩千年，到了唐代又狠狠地擺脫了一次，到了五四再徹底擺脫過一次。而且，每次被擺脫的文體都比現在流行的一套好得多了。
我想，大家還是應該更認真地讀《史記》，除了認識曆史學上的司馬遷之外，還應該認識文學上的司馬遷。
昨夜寫作此文稍憩，從書架上取下聶石樵先生寫的《司馬遷論稿》翻閱，沒想到第一眼就看到一段話，不禁會心而笑。他說：
我國古代散文成就最高的是漢代，漢代散文成就最高的是傳記文學，傳記文學成就最高的是《史記》。
這個觀點，頗合我意。
就此，我真的可以用幾句話結束這篇文章了：《史記》，不僅是中國曆史的母本，也是中國文學的母本。看上去它隻與文學中的詩有較大的差別，但魯迅說了，與《離騷》相比，它隻是“無韻”而已。
兩千年前就把文史熔於一爐的這位偉人，其實也就是把真、善、美一起熔煉了，熔煉在那些不真、不善、不美的夜晚。
熔爐就是那盞小油燈。
難道，它真的熄滅了？
點評一：
司馬遷發憤而著《史記》的故事為人熟知。偉大的生命都不是隻為自己活著，他有傳承文化的神聖使命。司馬遷通過以人為中心的曆史，書寫塑造了中國人的精神原型。《史記》乃是中華民族性格的母本。（老愚）
點評二：
本文對司馬遷的評述有獨異之處，然後論及散文與曆史的關係，倡導質樸敘事，並以《史記》為曆史文化大散文的典範文本。作者高自標持，“摩挲大地”“尋覓中華”，原本是以司馬遷《史記》為師的。（馬策）
點評三：
司馬遷憑借《史記》成就了自己無可撼動的文化地位，是後世文化人的母本。他直麵災難的堅毅和沉勇，雖遭遇腐刑，但“以自己失性的軀體來呼喚大地剛健的雄風”，這是怎樣的難能可貴？他高懸起了正義的史筆，是非功過，生前身後，給每個人一份有形無形的“家譜”。《史記》是漢語言文化的母本。漢代繁盛的經濟給有閑的文人以極大的滿足和陶醉，於是綺麗、鋪陳、張揚的漢賦得以大行其道，但《史記》不為盛世所累，獨守著自己樸實、幹淨、靈動的文字，彰顯自己獨有的言之有物、生動活潑的文風，為後世的韓柳古文運動預設了厚重的一筆，它是當之無愧的語言文化的範本。（佘誌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