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12章 重山間的田園(3 / 3)

第一種方式是美醜切割。這是一個因美麗而獨立的空間,在進入之前就已經是岸邊數百步的桃花林,沒有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那位漁人是驚異於這段美景才漸次深入的。這就是說,即便在門口,它已經與世俗空間在美醜對比上“勢不兩立”。

第二種方式是和亂世切割。這是一個憑著祥和安適而獨立的空間,獨立於亂世爭逐之外。和平的景象極其平常又極其誘人:良田、美地、桑竹、阡陌、雞犬相聞、黃發垂髫……這正是曆盡離亂的人們心中的天堂。但一切離亂又總與功業有關,而所謂功業,大多是對玉階、華蓋、金杖、龍椅的爭奪。人們即便是把這些耀眼的東西全都加在一起,又怎能及得上桃花源中的那些平常景象?因此,平常,反而有了超常的力度,成了人們最奢侈的盼望。很多人說,我們也過著很平常的生活呀。其實,即使是普通民眾,也總是與試圖擺脫平常狀態的功利競爭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因此都不是桃花源中人。桃花源之所以成為桃花源,就是在集體心理上不存在對外界的向往和窺探。外界,被這裏的人們切除了。沒有了外界,也就阻斷了天下功利體係。這種自給自足的生態獨立和精神獨立,才是真正的空間獨立。

第三種方式可以說得拗口一點,叫“不可逆切割”。桃花源的獨自美好,容不得異質介入。那位漁人的偶爾進入引動傳播,而傳播又必然導致異質介入。因此,陶淵明選擇了一個更具有哲學深度的結局——桃花源永久地消失於被重新尋找的可能性之外。桃花源中人雖不知外界,卻嚴防外界,在漁人離開前叮囑“不足為外人道也”。漁人背叛了這個叮囑,出來時一路留下標記,並且終於讓執政的太守知道了。但結果是,太守派人跟著他循著標記尋找,全然迷路。更有趣的是,一個品行高尚的隱士聞訊後也來找,同樣失敗。陶淵明借此劃出一條界限,桃花源並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隱士天地,那些以名聲、學識、姿態相標榜的“高人”,也不能觸及它。

這個“不可逆切割”,使《桃花源記》表現出一種近似潔癖的冷然。陶淵明告訴一切過於實用主義的中國人,理想的藍圖是不可以隨腳出入的。在信仰層麵上,它永遠在,在實用層麵上,它不可逆。

不管是田園還是桃花源,陶淵明都表述得極其淺顯易懂,因此在宋代之後也就廣泛普及,成為中國文化的通俗話語。但在精神領悟上卻始終沒有多少人趨近,我在上文所說的“似遠似近、若即若離”,還是客氣的。

例如,我為了探測中國文字在當代的實用性衰變,一直很注意國內新近建造的樓盤宅院的名稱,發現大凡看得過去的總與中國古典有關,而其中比較不錯的又往往與陶淵明有關,“東籬別業”、“墟裏南山”、“歸去來居”、“人境廬”、“五柳故宅”……但稍加打量,那裏不僅毫無田園氣息,而且還競奢鬥華。既然如此物態,為什麼還要頻頻搬用陶淵明呢?我想,這一半是遮蓋式的附庸風雅,一半是逆反式的心理安慰。

更可笑的是,很多地方的旅遊點都聲稱自己就是陶淵明的桃花源。我想,他們一定沒有認真讀過《桃花源記》。陶淵明早就說了,桃花源拒絕外人尋找,找到的一定不是桃花源。

當然,凡此種種,如果隻是一種幽默構思,倒也未嚐不可。隻可惜所有的呈現形態都不幽默。

由今天推想古代,大體可以知道陶淵明在曆史上一直處於寂寞之中的原因了。

曆來絕大多數中國文人,對此岸理想和彼岸理想都不認真。陶淵明對他們而言,隻是失意之後的一種臨時精神填補。一有機會,他們又會雙目炯炯地遠眺三國群雄式的鐵血謀略,然後再一次次躍上馬背。過一些年頭,他們中一些敗落者又會踉踉蹌蹌地回來,順便向路人吟幾句“歸去來兮”。

我想,這些情景不會使陶淵明難過。

他知道這是人性使然,天地使然,大化使然。他不會把自己身後的名聲和功用放在心上。

他不在乎曆史,但擁有他,卻是曆史的驕傲。靜靜的他,使亂世獲得了文化定力。

當然,一個文人結束不了亂世。但是,中國曆史已經領受過田園和桃花源的信息,連亂世,也蘊涵著自嘲。

自嘲,這是文化給予曆史的最神秘的力量。

點評一:

陶淵明的詩句,文人沒有不會念的,但能體會陶氏意境的少之又少。因為那不是故作的境界,不是炫耀性的姿態,而是達到的自在狀態。安靜,作者用這個詞來概括陶淵明的特質,相當貼切。平衡,和諧,放鬆,呈現出來就是安靜。(老愚)

點評二:

每讀陶淵明《桃花源記》“不知有漢,無論魏晉”,不免想到帝堯時的《擊壤歌》和老子的“小國寡民”。前者是一個傳說中的大同世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後者是老子的烏托邦社會:“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世間沒有桃花源,那個誤入其間的漁父出後不能再入(盡管他一路上作了標記),甚至世外隱士聞訊前往也無路可入——那隻是詩人虛擬的彼岸隱喻。(馬策)

點評三:

魏晉時代,有著明顯的文化沉積層。三國群雄的意氣高揚、魏晉名士的清談叛逆、陶潛的安然獨立,構成了那個時期文化演進的深層原因,同時也構成了古老民族集體人格的不同呈現。在三種不同的人格呈現中,作者將眼光聚焦於怡然自立型的文化人格上,停留在“采菊東籬下”的陶淵明身上。

作者從兩個層麵分析其精神和思想。第一個層麵,“此岸理想”即“田園”,“田園”是其物態象征。他信仰自然,追慕自然,投身自然,耕作自然,再以最自然的文筆描寫自然。第二個層麵,“彼岸理想”即“桃花源”。自耕自食的田園生活雖然讓他遠離了塵世惡濁,但帶來的卻是肢體的病衰、人生的艱辛,於窮困中寫下《桃花源記》,“桃花源”成為他可望而不可即的一個終點。(唐軍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