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萬裏覓封侯，匹馬戍梁州。關河夢斷何處？塵暗舊貂裘。胡未滅，鬢先秋，淚空流。此生誰料，心在天山，身老滄州！
辛棄疾的作品中我選了這一首：
醉裏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八百裏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聲，沙場秋點兵。馬作的盧飛快，弓如霹靂弦驚。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可憐白發生！
極文極武，極壯極悲，極夢極醒，又訴之於極度的開闊和瀟灑。一上口，渾身痛快。
陸遊去世時，給兒子留下了一份這樣的遺囑：“死去原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
辛棄疾去世時連喊三聲“殺敵”，然後氣絕。
我不知道世界上還有哪個國家的頂級詩人是這樣走向死亡的。
陸遊企盼的王師和辛棄疾尋殺的敵人，在曆史進程中已失去了絕對意義。但是，這些詩句包含的精神氣質卻留下來了，直指一種剛健超邁的人生美學。我一直不希望人們把這樣的詩句當做曆史事件的寫照，或當做民族主義的宣教，那實在是大材小用了。人生美學比什麼都大，就像當年歐洲萊茵河流域中世紀莊園的大門突然打開，快馬上的騎士手持長劍，黑鬥篷在風中飄飄灑灑掠過原野。曆史銘記的就是這個形象，至於他去哪裏、與誰格鬥，都不重要。
有的學者說，宋代扼殺了大詩人陸遊和辛棄疾，我不同意。陸遊是活到整整八十五歲才去世的，辛棄疾沒那麼長壽，也活了六十七歲。我不知道所謂的“扼殺”是指什麼。是讓他們做更高的官嗎？是讓他們寫更多的詩嗎？在我看來，官不能再高了，詩已經夠多了。
我的觀點正相反：是宋代，造就了他們萬古流芳的人生美學。
宋朝，結束在陸遊去世的七十年之後。整整七十年，王師不僅沒有北定中原，最後連自己也消失了。對手是誰？也不是辛棄疾要殺的敵人了，而是換成了浩浩蕩蕩的蒙古軍隊。他們先殺了辛棄疾要殺的敵人，終於反過身來向王師開刀了。
這不能全怪宋朝無能。我在這裏要為宋朝略作辯解：在冷兵器為主的時代，農耕文明確實很難打得過遊牧文明。
宋朝的對手，不管是遼、金，還是西夏，都是騎在馬背上的勁旅，宋朝光靠著孫子兵法、抗戰激情，確實很難從根本上取勝。至於成吉思汗領導的蒙古騎兵，更是一股無法抵擋的旋風，從亞洲到歐洲，那麼多國家都無法抵擋，我們怎麼能獨獨苛求宋朝？
其實宋朝也作出過傑出的抵抗。例如眾所周知的“嶽家軍”就創造過抗金的奇跡。直到宋代後期，還出現了堅持抵抗的驚人典範，那是在現在重慶的合川釣魚城，居然抵抗了蒙古軍接近四十年。這是蒙古軍在所到各國從來沒有遇到過的。更重要的是，在這四十年中，蒙古軍的大汗蒙哥死在釣魚城下，蒙古帝國產生了由誰繼位的問題，致使當時正在歐洲前線並很快就要進攻埃及的蒙古軍隊萬裏回撤。從此蒙古帝國分化，軍事方略改變，世界大勢也因此而走向了另外一條路。元朝的建立也大大地減少了血腥氣。因此有人說：“釣魚城獨釣中原，四十年改變世界。”
釣魚城保衛戰為什麼能堅持那麼久？曆史會記住一位最重要的早期決策者，那就是主持四川軍政的餘玠。他針對蒙古騎兵的弱點，製定了守踞山險、以逸待勞、多用夜襲、嚴控糧食等重要方針，並且安排當地民眾在戰爭的同時繼續從事耕作諸業。這在今天看來，也是克敵製勝的完整良策。可惜餘玠在指揮這場戰爭的十年之後，被朝中的嫉恨者所害。後來的守將繼續堅持他的方針，又守了整整三十年。
前不久有一批韓國餘氏宗親會的老者找到我，說他們的先祖是在宋朝時派到韓國去的高官。我笑了，指了指我身邊的助理金克林，說他的祖先是明朝時從韓國到中國傳教來的教士。我說，人們的遷徙每每超越國界，但有一些人應該被不同源流、不同國家的人共同記住。宋代的餘玠就是一位，他是我們餘家稀有的驕傲，因為在中國曆史上，餘姓的名人少之又少。
釣魚城關門那麼久，也畢竟有打開城門的一天。這是大勢所致，隻能如此。全國隻剩下這座孤城，繼續抵抗已失去任何軍事意義。最後一位主帥王立得知，如果元軍破城，城中十幾萬百姓很可能遭到屠殺，而如果主動開門，就可以避免這個結果。在個人名節和十幾萬生命這架天平上，王立選擇了後者。元軍也遵守承諾，沒有屠城。
一個月後，南宋流亡小朝廷也覆滅了。
隻有一個人還保持著不可覆滅的氣節，那就是文天祥。他是狀元、學者、詩人，做了宰相，誓死不屈，把宋代文人的人格力量作了最後的展示。元朝統治者忽必烈對他十分敬佩，通過各種途徑一再請他出任宰相，並答應元朝以儒學治國。但文天祥說了，“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他隻想舍生求義。
由於文天祥的堅持，民間就有人借各種名目起義，準備劫獄救出文天祥。這對建立不久的元朝構成了很大的不安定成分。忽必烈親自出麵勸說文天祥不成，隻得一再長歎：“好男兒，不為我用，殺之太可惜！”文天祥剛就義，忽必烈的阻殺詔旨趕到，卻已經晚了一步。
文天祥留給世間的絕筆書是這樣的：
孔曰成仁，盂曰取義。惟其義冬，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
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原來，他把自己的死亡看成是一個實行儒學的文化行為。中國文化一旦沉澱為人格，經常會出現這種奇崛響亮的生命形象。這在其他文明中並不多見。
按照中國曆來情緒化的黑白思維，文天祥的舍生求義很容易給元朝和忽必烈打上反麵印記。
其實，曆史永遠以一種簡單的外貌掩飾著一種複雜的本質。民眾要求簡單，勾畫出一個個“易讀文本”，並且由此拒絕複雜。這實在是人們的一大誤區。
民眾不願意想象的事情倒很可能是真實的。例如，文天祥就義那天，他心中未必存在對忽必烈本人的多大仇恨；而當時上上下下最不希望文天祥離世的，恰恰正是忽必烈。
曆史隻要到了這種讓兩個傑出男子毫無個人情緒地默默對峙的時分，總是立即變得十分深刻，每個時辰都有萬鈞之力。中國人的曆史觀，實在被那種故事化的淺薄深深毒害了，已經難於品味這種互相激賞中的生死對立，已經無法體驗這種相顧無言中的冤家知己。
因此，我想在崇敬地悼念過文天祥之後，立即作出這樣的表述：忽必烈是一位傑出的統治者，他比不少宋朝皇帝優秀得多；元朝是一個很好的朝代，它又一次使中國真正地回歸於統一，而且是一種更加擴大、更為有效、更不封閉的統一。
元朝社會的實際情況，說起來太長，我隻想借用兩副外來的客觀目光。
一位是馬可·波羅。他在元朝初期漫遊中國，看到處處繁榮精彩。對於曾經作為南宋首都、照理應該被破壞得最為嚴重的臨安（現在的浙江杭州），他描寫得非常周全細致。最後的結論是：“毫無疑問，這是世界上最優美和最高貴的城市。”須知，他的家鄉是素以美麗著稱的威尼斯。
由此可知，臨安在改朝換代之際雖然遭到破壞，卻還是把很大一部分文明留下了，而且是高貴的宋代文明。
另一位是歐洲傳教士魯布魯乞。他早於馬可·波羅來到中國，他的敘述從另外一個更深入的文化層麵上告訴我們宋代留下了什麼樣的文明生態。魯布魯乞眼中的中國是這樣的：
一種出乎意料的情形是禮貌、文雅和恭敬中的親熱，這是他們社交上的特征。在歐洲常見的爭鬧、打鬥和流血的事，這裏卻不會發生，即使在酩酊大醉中也是一樣。忠厚是隨處可見的高貴品質。他們的車子和其他財物既不用鎖，也無須看管，並沒有人會偷竊。他們的牲畜如果走失了，大家會幫著尋找，很快就能物歸原主。糧食雖然時常匱乏，但他們對於救濟貧民卻十分慷慨。
讀著這樣的記載，我有點汗顏，相信很多同胞也會如此。宋代經過了多少戰禍荼毒，留下的文明居然是這樣，真該為我們的祖先叫好。我希望曆史學家們不要再為宋代終於被元代取代而繼續羞辱它了。真的，它沒有那麼糟糕。在很多方麵，比我們今天還好。
忽然想起幾年前上海博物館展出《清明上河圖》真跡時的情景。消息傳出，世界各地很多華人紛紛飛到上海，而上海市民則天天連續幾小時排著看不到頭的長隊。熱鬧的街市間，隻見當代中國人慢慢移動著，走向張擇端，走向汴京，走向宋代。恍惚間，畫外的人與畫內的人漸漸聯結起來了，邁著同樣從容的步伐。
我和妻子是約著白先勇先生一起去觀看的。長長的隊伍中有人在說，幾位九旬老人，兩位癌症晚期病人，也排在中間。博物館方麵得知，立即派出工作人員找到這些老人和病人，請他們先行入場。沒想到，他們都拒絕了。他們說，看《清明上河圖》，就應該恭恭敬敬地站那麼久；我們來日無多，更要抓住這恭敬的機會。
前前後後的排隊者聞之肅然。大家重新收拾心情，整理步履，悄悄地向宋代逼近。
點評一：
人們給宋代加上了“屈辱”、“短命”、“悲涼”諸多形容詞，似乎那是一個英雄氣短的朝代。實際上，那是一個黃金般偉大的年代，作者站在大文化的視點上，為我們闡述了真實可愛的宋代。中華文明相當重要的一節鏈條就此複活。（老愚）
點評二：
越過政治話語屏障，本文塑造了宋代文化風致。大宋王朝並不是“積貧積弱”這樣一句政治話語所能道盡的。盡管這個中原國家屢遭北方遼國、西夏國欺淩，又被金國驅逐南渡，最後被蒙古鐵騎滅亡，但宋朝文官製度的建立、大文人主導的社會改革、格物致知的哲學追求、三綱五常的社會規範、與唐詩並峙的宋詞等文化成就，遠被後世。這裏隱含的曆史觀是：對國民集體性格的塑造，文化話語的功力遠甚於政治話語。（馬策）
點評三：
宋代的軍事政治猶如一團亂麻，但中華文明卻於這樣的混亂中催生出了朵朵奇葩。在本文中，作者如剝繭抽絲，去籜露筍一般，給我們揭示了宋代文明在一個怎樣的文化生態環境中漸臻佳境。
作者對這一時期出現的文化盛況，從經濟、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麵條分縷析，又橫向地與同時代的西方文明作比較，盛讚“宋代的輝煌，在當時的世界上實在堪稱獨步”。是“文官政治的正式建立”造就了這種盛況，造就了一批批像範仲淹、王安石、司馬光、蘇軾等集文化與行政“兩種頂級高端的對接”的文化哲人。這些“傑出的人文學者”對政治的參與，“使中國政治第一次如此濃烈地煥發出理想主義的文化品性”，出現了“諸子百家時期和古希臘哲學的繁榮時期才能與之比肩”的偉大時代。就連宋朝的滅亡都體現了文化的延續，無論是個人還是改換的朝代都在實踐“儒學的文化行為”。（胡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