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現代政治學的觀點，王安石簡直是一個早期的社會主義者。他的改革已涉及國家的金融管理，而且試圖以金融管理來主導整個行政體製。這在當時自然不可能實現，但他以天才勃發的構想和義無反顧的行動展示了一種政治理想，成為公元十一世紀人類文明史上的一道珍貴光亮。
王安石以及他的政敵司馬光，包括他們前前後後的範仲淹、歐陽修、蘇東坡，都是傑出的人文學者。他們在公元十一世紀集體呈現的高度政治才華，使中國政治第一次如此濃烈地煥發出理想主義的文化品性。
這樣的努力很容易失敗，卻又無所謂失敗。因為我說過，勝敗隻是軍事政治用語而不是文化用語。當文化大幅度介入，就隻剩下能不能構成積累、是正麵積累還是負麵積累的問題了。
我對那些年月情有獨鍾，全是因為這幾個同時踩踏在文化峰巔和政治峰巔上的瘦骨嶙峋的身影。他們實在讓人難忘。
有人根據他們的淒涼後事斷言大文豪、大詩人、大學者、大曆史學家不能從政。這就錯了。他們不從政也未必不淒涼，別人從政也未必不淒涼。淒涼是天地對一切高貴人生的自然總結，而不具備任何價值判斷。在我看來，這些人從政確實也有毛病，其中最大的毛病是容易受到漂亮言辭和動人表情的誤導，重用一些不大不小的文人，而在這些文人中則常常擁擠著極高比例的小人。對此，王安石和司馬光兩方麵都承受到了。王安石的首席助手呂惠卿最終成了用最險惡的方法揭發王安石的人，而司馬光的鐵杆擁戴者蔡京最終也成了用最瘋狂的手段清算司馬光的人，這是多麼相似又多麼沉痛的教訓！但是，即便把所有的教訓加在一起，也不能得出王安石、司馬光他們不能從政的結論。
王安石和司馬光，雖然政見對立、各不相讓，但從來沒有人能夠指出他們在個人私德上有任何明顯的瑕疵，或互相之間有任何落井下石、互相陷害的痕跡。他們的對立，是堂堂正正的君子之爭，不夾雜什麼個人利益，因此不傷害對方的基本人格。他們兩人年歲相仿，司馬光比王安石大兩歲，而且在王安石去世的五個月後也去世了。兩顆文化巨星兼政治巨星幾乎同時隕落的年份，是公元一〇八六年。王安石去世時司馬光已經病重，極感悲痛，命令厚恤厚葬之。如果事情倒過來，王安石也一定如此，但他沒有這個機會了。
王安石晚年曾在自己鄉居的地方與支持司馬光的蘇東坡見麵，他不僅親自騎驢到碼頭迎接蘇東坡，而且兩人還一起住了一段時間。兩人分手時還相約買地毗鄰而居，可見交情已經不淺。為此，蘇東坡寫過一首詩給王安石：
騎驢渺渺入荒陂，
想見先生未病時。
勸我試求三畝宅，
從公已覺十年遲。
王安石與蘇東坡在一起的時日，一起遊了南京的鍾山。蘇東坡的記遊詩中有“峰多巧障目，江遠欲浮天”兩句。王安石讀了就說：“我一生寫詩，寫不出這樣好的兩句來。”
不錯，這是一個有太多高峰的時代，因此容易互相遮蓋，障人耳目。但高峰畢竟是高峰，都有遠江之眺、浮天情懷。
文官政治的本性是君子政治。不管彼此的政見多麼分歧，隻要君子品性不失，事情就壞不到哪裏去。遺憾的是，這種情形隻出現在宋代。其他時代被人稱道的那些盛世政績，主要有賴於比較開明的皇帝，與君子政治關係不大。
王安石曾寫過這樣兩句著名的詩：
春風又綠江南岸，
明月何時照我還？
我想借其中的“我”作為君子政治的象征。
至於何謂君子政治，可看司馬光的《資治通鑒》，隻是那裏裹卷的權術還是太多。
六
宋代文化氣氛的形成，與文官政治有關，但實際成果又遠遠超越了政治。
文化氣氛是一種處處滲透的精神契約。滲透到細處，可以使繪畫靈秀，使書法雅致，使瓷器造極，甚至使市民娛樂也抖擻起來；滲透到高處，可以使東南西北一大群學者潛心鑽研，友好論辯，形成一個個水準很高的哲學派別，最終又眾星托月般地產生了集大成的理學大師朱熹。
我掐指粗粗估算，大概在宋朝建立一百年後，那些高水準的哲學派別開始出現。這個時間值得注意，表明一個朝代如果上上下下真心著力於文化建設，淺層次的成果二三十年後就能看到，而深層次的成果則要等到一百年之後才能初露端倪。準備的時間長一點，出來的成果也像樣一點。文化的事，急不出來。
像樣的成果一旦露頭，接下來必然林林總總接踵而至，擋也擋不住了。這就是我們一般所說的黃金時代。宋代哲學思想的黃金時代大約延續了一百三十多年，其間真是名家輩出、不勝枚舉：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楊時、羅從彥、李侗……終於，一個輝煌的平台出現了，朱熹、陸九淵、呂祖謙、張栻、陳亮、葉適等一眾精神巨匠，相繼現身。這中間還不包括我們前麵已經說過的王安石和司馬光。如此密集的高層智能大迸發，隻有公元前五世紀前後即中國的諸子百家時期和古希臘哲學的繁榮時期才能與之比肩。
朱熹是一個集大成者。他的學說有一種高貴的寧靜，企圖為中華文明建立一個包羅萬象的永恒體係，並為這個永恒體係找出一個唯理論的本原。用現在的話說，也就是為長期處於散逸狀態的儒家教誨找到宇宙論和本體論的基礎。他找到了，那就是天地萬物之理。因此，他也找到了讓天地萬物回歸秩序的理由，找到了聖人人格的依據，找到了仁義禮智信的起點。
為此，他在儒學各家各篇的基礎上，汲取佛學和道學的體係化立論法則，對天地萬物的邏輯進行重新構造。他希望自己的思考獲得感性經驗的支持，因此用盡了“格物致知”的功夫，而且他相信，人們也隻有通過感性經驗才能漸漸領悟本原。這樣，他就把宏觀構建和微觀實證的重擔全壓在自己身上了，近似於以一人之力挖幾座山，堆幾座山，扛幾座山。這種情景，直到今天想來，還讓人敬佩不已。
朱熹長期擔任地方官，對世俗民情並不陌生，太知道普天之下能夠理解這種高層思維的人少之又少。但是，他沒有因此而停步，反而越來越把自己的思維推向無與倫比的縝密與完整。他是這樣，他的諸多同行，包括反對者們，也努力想做到這樣。這種極為奢侈的精神博弈必須建立在密密層層的文化基座之上，建立在心照不宣的文化默契之上。隻有宋代，具有這樣的基座和默契。
正由於對世俗民情的了解，朱熹又要在高層思維之餘設計通俗的儒學行為規範，進行教化普及。這種設計，小而言之，關及個人、家庭的涵養觀瞻；大而言之，關及國家、社稷的儀態程序。他想由此使自己的唯理哲學付諸實踐，使天下萬物全都進入合理安排。這種企圖，並沒有流於空想，而是切切實實地變成了“三綱五常”之類的普及性規範，傳播到社會各個階層。
在這方麵，負麵影響也是巨大的。因為這顯然是以一個抽象的理念壓抑了人性，否定了個體，剝奪了自由。而人性、個體和自由，在中國長久的宗法倫理社會中本來就已經十分稀缺。
好在這是在宋代，朱熹的設計遇到了強大的學術對手，例如陸九淵、陳亮、葉適他們。這些學術對手所播下的種子，將在明代開花結果，尤其在我家鄉的王陽明手上將爆發一場以“心學”為旗幟的思想革命，為近代思維作出重要的遠期鋪墊。順便說一句，王陽明是歐洲文藝複興大師們的同時代人物，他比米開朗琪羅隻大三歲。當然，那是後話了。
再回到朱熹。他在公元十二世紀和公元十三世紀交叉的當口上去世，可見公元十二世紀是中國古典哲學的燦爛年代。他是在一個中午停止呼吸的，據他的學生蔡沉記載，那時候，狂風大作，洪水暴發，巨樹連根拔起，如山崩地裂，其聲震天。
七
在朱熹去世後的十年之內，還有兩個重要的文化人相繼去世：一個是陸遊，一個是辛棄疾。
提起這兩位傑出的詩人，立即又讓人想起宋朝風雨飄搖的軍事危難。
很奇怪，這種危難其實所有的人都感受了，包括朱熹和其他哲學家在內，為什麼一到陸遊和辛棄疾身上，才讓人加倍地震撼呢？
我想，這就是詩人和哲學家的區別了。詩人是專門來感受時代風雨的。他們捺不下性子來像朱熹他們那樣長坐在屋宇的書架前深思熟慮，而總是亟亟走到廊外領受驟變的氣溫，觀察可疑的天色。他們敏感，他們細致，他們激動。一有風吹草動，他們就衣衫飄飄地消失在荒野間了。人們可以遠遠地聽到他們的聲音，不知是呐喊，還是歌吟。
辛棄疾獲知朱熹去世的消息後，又聽說有關當局嚴禁參加悼念儀式。他立即起身前往，並致悼詞：“所不朽者，垂萬世名，孰謂公死，凜凜猶生。”
這便是詩人特有的勇敢。如果不是當局嚴禁，辛棄疾倒未必親自前往。
這樣的詩人，麵對外族入侵時的心靈衝撞，當然遠遠超過朝廷戰將和廣大民眾。
因此，陸遊、辛棄疾不僅成了宋代，而且也成了整個中國古代最爽利、最典雅的抗戰話語的營造者。
但是，在中國曆史上，慷慨激昂的抗戰話語並不缺少，為什麼到了陸遊、辛棄疾那裏，便達到了難於企及的高度？
我曾經帶著這個問題，一遍遍誦讀他們的詩句，漸漸得到了一些答案。
首先，他們有理由比別的時代更熱愛神州大地，也就是熱愛唐宋以來展現的臻於充分成熟的赫赫文明，因此由衷地產生了桿衛的責任，這與古代梟雄死士們的氣吞山河很不一樣；
其次，他們有參與軍事、政事的切身經曆，在朔北風塵和沙場劍戟中培養起了一種真正的男子漢氣質，這與其他文人墨客們的紙上縱情大不相同；
第三，他們始終籠罩在屢戰屢敗的陰雲中，巨大的危機感鑄就了一種沉鬱、蒼涼、豪邁、無奈的美學風格，這與尚武時代的長風馬蹄、縱橫九州又大相徑庭，第四，他們深受唐宋文化的濡養，又處於一個文學寫作特別自由的時代，在表述萬裏山河與書生情懷之間的詩化關係上，達到了嫻熟、自如、醇洌的境界，這又非一般英雄豪傑的鏗鏘言辭所能比擬。
正是由於以上這些原因，我們擁有了不管什麼時候誦讀都會心跳不已的那些詩句。
我在動手寫作這篇文章前有一個自我約束：千萬不能多談陸遊和辛棄疾。原因是我從十幾歲開始就深深迷上他們了，直到今天，他們詩句中有一些東西還會像迷幻藥一樣讓我失去應有的平靜。什麼東西呢？我前麵說了，就是那種要命的男子漢氣質。
那麼，就讓我用最克製的方式各引他們的一首作品，隻引一首，然後，再說一句他們兩人的生命終結。其實這些大家都是知道的，但我還是舍不得跳過。陸遊的作品中我選了這一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