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遠遠看去，宋代就像一團亂麻。
亂到什麼程度？我想用一句俏皮話來表述：亂到連最不怕亂的曆史學家也越講越亂，卻不知道自己已經講亂，更不知道如何來擺脫亂。
既然如此，所有的中國人也就找到了從亂局中泅身而出的理由。宋代是我們大家的，它再亂，也像祖母頭上的亂發，等待我們去梳理。我們沒有理由讓亂發長久地遮蔽了祖母，因為遮蔽祖母也就是遮蔽我們自己。
根據小時候的經驗，祖母是不信任我們梳理的，卻喜歡我們把小手當做梳子在她的頭上遊戲。有時她還會高興地說：“對，就這地方，再給我敲兩下！”她長年患有頭痛，我們不經意地碰到了某個穴位。
梳理宋代，情景也差不多。
二
宋代還沒有開門，中國似乎已經亂成一片。
從唐王朝滅亡到宋王朝建立，中間隔了五十兒年。在這短短的五十幾年時間內，黃河流域相繼出現了五個王朝，史稱“五代”；南方又出現了九個割據政權，再加上山西的一個，史稱“十國”。就這樣“五代十國”響響亮亮地作為一個正式名稱進入中國曆史，史籍間也一本正經地排列著“五代本紀”、“十國世家”之類，乍一看還以為是概括了多麼漫長的年代呢。
把十幾個各自獨立的皇帝擠在一起，會出現什麼情景自可想象。更麻煩的是，這些皇帝為了表明自己正統，喜歡沿用曆史上已經出現過的朝代名稱，例如梁、唐、晉、漢、周等，人們不得不一一加一個“後”字來表示區別，也實在讓人頭暈的。
宋朝，就是在這樣的亂局中建立起來的。
結束混亂，這本來是一件好事，誰料想，卻迎來了更大範圍內的危機。原先的五代十國都是漢族政權，而宋朝麵臨的是一個又一個強大勇猛、虎視眈眈的少數民族政權。風起雲湧般的馬蹄聲永遠回蕩在耳邊，令人沮喪的戰報不斷從前方傳來，什麼辦法都想過了還是沒有辦法，除了失敗感就是屈辱感，這就是宋朝。
先是北方契丹族建立的遼，立國時間早於宋朝，領土麵積也大於宋朝，宋朝哪裏是它的對手？留下的隻是楊家將一門抗敵的故事。然後是西北方向的黨項族建立的西夏，一次次進攻宋朝，宋朝也屢戰屢敗。再後來，遼的背後女真族建立的金，領土也比宋大，先把遼滅了，又來滅宋，宋朝的剩餘力量南遷，成為南宋。南宋在軍事上更是不可收拾，留下的隻是傑出將領嶽飛被枉殺的故事。等到蒙古族的騎兵一來，原先的這個族那個族，這個國那個國，這個軍那個軍，全都齊刷刷地灰飛煙滅，中華曆史也就鄭重地走向了唐之後的又一個大一統王朝——元朝，留下的隻是文天祥他們英勇拒降的故事。
這麼一段曆史，如果硬要把宋朝選出來作為主角，確實會越想越不是味道：怎麼周邊的力量都與自己過不去？但是，如果從宏觀的中華曆史來看，其他各方也同樣是主角，每一個主角都有自己的立場係統，構成了一重重詭譎不定的旋渦，根本無法受製於同一個價值坐標。宋朝固然有英雄，其他各方也有英雄，而且都是中華民族的英雄。宋朝固然受委屈，但也做過不少自以為頗有韜略的壞事，像“聯金滅遼”、“聯蒙滅金”之類，不僅使亂局更亂，而且一再踩踏了政治倫理的底線，也加速了自身的滅亡。
這麼一想，我們在談論宋朝的時候，就不會像過去那樣充滿失敗感和屈辱感了。
在熱鬧的中華大家庭裏，成敗榮辱駁雜交錯，大多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站高了一看也就無所謂絕對意義上的成敗榮辱。如果有哪一方一直像天生的受氣包一樣不斷地血淚控訴、咬牙自勵，反而令人疑惑。浩蕩的曆史進程容不得太多的單向情感，複雜的政治博弈容不得太多的是非判斷。秋風起了，不要把最後飄落的楓葉當做楷模；白雪化了，又何必把第一場春雨當做仇敵。
曆史自有正義，但它存在於一些更宏觀、更基本的命題上，大多與朝廷的興衰關係不大。
三
蒙古族的馬蹄使得原來一直在互相較勁的西遼、西夏、金和南宋全都落敗，好像大家一起走向了死亡。是不是這樣呢？不是。
死亡的是朝廷，而不是文明。
朝廷的存在方式是更替型的，必然會你死我活；文明的存在方式是積累型的，有可能長期延續。
兩相比較，朝廷的存滅實在是太小太小的事情了。我一直弄不明白，為什麼中國文人那麼固執，至今還牢牢捧著宮廷史官的職業話語不放，把那些太小太小的事情當做曆史的命脈，而完全不在乎九州大地真實的文明生態。
宋代，最值得重視的是它的文明生態。
一提它的文明生態，它完全改變了形象，立即成了一個繁榮、富庶、高雅、精致、開明的時代，穩坐在中國曆史的高位上藹然微笑。
這是宋代？
不錯，這是宋代。
宋代的文明生態，首先表現在社會經濟生活上。我本人由於很多年前寫作《中國戲劇史》，花費不少時間研究宋代的市井生活，比較仔細地閱讀過《東京夢華錄》、《都城紀勝》、《夢粱錄》、《武林舊事》等著作，知道北宋時汴京（今河南開封）和南宋時臨安（今浙江杭州）這兩座都城的驚人景象。本來唐代的長安城已經是當時全世界最繁華的所在了，而汴京和臨安的商市比之於長安又大大超越了。
長安的坊和市，都是封閉式的；兩汴京的街和巷，則完全是開放式的了。手工行業也比長安多了四倍左右，鱗次櫛比地延伸為一種摩肩接踵式的熱鬧。這一點，我們從張擇端的名畫《清明上河圖》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這種熱鬧，在唐代的長安城裏是有時間限製的，一到夜間就閉坊收市了；而宋代的都城卻完全沒有這種限製，不少店鋪的夜市一直開到三更，乃至四更，而到了五更又開起了早市。
這樣的都城景象，是不是一種畸形的虛假繁榮呢？並不。
都城以數量巨大的全國市鎮作為基座，在北宋時，全國的市鎮總量已接近兩千。城市人口占到了全國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二，因此，熙熙攘攘的街頭腳步還是會聚了大地的真實。據曆史學家黃仁宇統計，當時的商品流通量如果折合成現在的價格，差不多達到了六十億至七十億美元。可以斷言，宋代的經濟水平是當時世界之最。
作為城市後方的農村，情況如何？宋代無疑是中國農業大發展的時期。水稻種植麵積比唐代擴大了一倍，種植技術更是迅速提高，江浙一帶的水稻畝產量已達到八九百斤。此外，蠶桑絲織進入了專業化生產階段，產量和質量都突飛猛進。
由於農業的發展，中國人口在宋代進入一億大關。
至於科技，宋代也是整個中國古代史的峰巔。例如把原先的雕版印刷推進到活字印刷，把指南針用於航海，把火藥用於戰爭，都是宋代發生的事。這些技術都相繼傳到西方，極大地推動了人類文明。在宋代，還出現了一係列重要的科技著作，像沈括的《夢溪筆談》、秦九韶的《數書九章》、蘇頌的《新儀象法要》、王惟一的《銅人腧穴針灸圖經》、宋慈的《洗冤集錄》等，各門學科都出現了一種認真研究的專業氣氛。
說到這裏我需要提供一個時間概念。宋代曆時三百二十年，這期間西方仍然陷落在中世紀的漫漫荒路中，隻有意大利佛羅倫薩那幾條由鵝卵石鋪成的深巷間，開始出現一點市民社會的清風。在南宋王朝最終結束的那一年，被稱做歐洲中世紀最後一個詩人的但丁，才十四歲。直到一百七十年後，文藝複興的第一位大師達·芬奇才出生。由文藝複興所引發的歐洲社會大發展，更是以後的事了。
可見，宋代的輝煌，在當時的世界上實在堪稱獨步。
四
宋代的文化，更不待說。
我不想亟亟地搬出蘇東坡、朱熹、陸遊、辛棄疾、郭熙、梁楷來說事，而要特別指出宋代所開拓的一個重大文化走向：文官政治的正式建立。
宋朝一開始就想用大批文官來取代武將，為的是防止再出現五代十國那樣的軍閥割據局麵。大批文官從哪裏來？隻能通過科舉考試，從全國的平民寒士中挑選。因此，又必須進一步完善隋唐時期就開始實行的科舉製度，禁止以往舉薦貴族弟子的弊端。為了讓平民寒士具備考試資格，又隨之在全國廣辦公私教育，為科舉製度開辟人才基礎。
按照這個邏輯層層展開，全國的文化資源獲得空前的開發，文化空間獲得極大的拓展，上上下下的文化氣氛也立即變得濃鬱起來。
所幸的是，這個邏輯還在一步步延伸：為了讓文官擁有足夠的尊嚴來執掌行政，不在氣勢上輸於那些曾經戰功卓著的武將，朝廷給了文官以極高的待遇。有的史學家認真研究過宋代文官的薪金酬勞標準，結果嚇了一跳，認為其標準之高在中國可能是空前絕後的。
不僅如此，宋太祖趙匡胤在登基之初還立誓不殺士大夫和議論國事者，也就是保護有異見的知識分子。這項禁令，直到一百六十多年後的宋高宗趙構統治時才被觸犯。但總的說來，宋代文化人和知識分子的日子比其他朝代要好得多。
請看，文官政治的邏輯一旦建立，正常推延的結果就必然如此。退出的不僅是武將、貴族，而且是以前種種不尊重文化人的思維方式。這樣一來，文化就有可能在權力結構中顯現自己的魅力了。本來朝廷是想利用文化的，而結果文化也利用了朝廷。這種互相利用，最後的贏家是文化。
五
宋代的文官政治是真誠實施的，而不像其他朝代那樣隻把文化當做一種裝扮。
平心而論，在中國古代，一切官員都會有一點談論經典、舞文弄墨的本事，一切文人也都會有一點建功立業、修齊治平的雄心。因此，要製造政治和文化的蜜月假象十分容易，要在文化人中選一批諫官、謀士、史筆、文侍也不困難。難的是，能不能選出最具代表性的文化靈魂來問鼎最有權力的官僚機器？曆來幾乎沒有哪一個時代能夠回答這個問題，但是，宋代回答了。
你看，範仲淹、王安石、司馬光，這些人如果沒有當政，他們的文化成就也早已使他們取得了一代宗師的地位，但是，他們又先後擔任了朝廷的最高級別行政首腦。兩種頂級高端的對接，會遇到一係列意想不到的麻煩，因此全世界都很難找到這樣的先例。
我曾經花費不少時間鑽研這些文化大師當政後的各種政見，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種鬥爭，但後來突然醒悟：最重要的不是他們的政見，而是他們是誰。
這正像幾位哲人在山巔舞劍，最重要的不是他們的劍術，而是他們是哲人，他們在山巔。是誰把他們找出來的，又安排到了山巔？
看上去是皇帝，其實背景要大得多。既然認認真真地實施了文官政治，那麼，由文官政治的眼光看出來的官場弊端和社會痼疾能不能進一步消除？這個問題也必須交給文官自己來回答。回答得好不好，決定著中國以後的統治模式。
先是那位一直抱持著“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種高尚情懷的範仲淹，提出了整頓科舉製度為核心的吏治改革方案，目的是讓宋朝擺脫冗官之累而求其強。十餘年後，王安石更是實施了牽動社會整體神經的經濟改革方案，目的是讓宋朝擺脫冗費之累而求其富，而且立竿見影，國家的財政情況果然大有改觀。但是，司馬光則認為天下之富有定數，王安石式的國富必然導致實質性的民窮，而且還會斫傷社會的穩定秩序，因此反對變法，主張“守常”。我們大家都喜歡的蘇東坡，明顯地傾向於司馬光，但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又覺得王安石也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