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生為中國人，一輩子要承受數不盡的苦惱、憤怒和無聊。但是，有幾個因素使我不忍離開，甚至願意下輩子還投生中國。
其中一個，就是唐詩。
這種說法可能得不到太多認同。不少朋友會說：“到了國外仍然可以讀唐詩啊，而且，別的國家也有很多好詩！”
因此，我必須對這件事情多說幾句。
我心中的唐詩，是一種整體存在。存在於“羌笛孤城”裏，存在於“黃河白雲”間，存在於“空山新雨”後，存在於“潯陽秋瑟”中。隻要粗通文墨的中國人一見相關的環境，就會立即釋放出潛藏在心中的意象，把眼前的一切卷入詩境。
心中的意象是從很小的時候就潛藏下來的。也許是父母吟誦，也許是老師領讀，反正是前輩教言中最美麗的一種。父母和老師隻要以唐詩相授，也會自然地消除輩分界限，神情超逸地與晚輩一起走進天性天籟。
於是，唐詩對中國人而言，是一種全方位的美學喚醒：喚醒內心，喚醒山河，喚醒文化傳代，喚醒生存本性。
而且，這種喚醒全然不是出於抽象概念，而是出於感性形象，出於具體細節。這種形象和細節經過時間的篩選，已成為一個龐大民族的集體敏感、通用話語。
有時在異國他鄉也能見到類似於“月落烏啼”、“獨釣寒江”那樣的情景，讓我們產生聯想，但是，那種依附於整體審美文化的神秘詩境卻不存在。這就像在遠方發現一所很像自己老家的小屋，或一位酷似自己祖母的老人，雖有一時的喜悅，但略加端詳卻深感失落。失落了什麼？失落了與生命緊緊相連的全部呼應關係，失落了使自己成為自己的那份真實。
當然，無可替代並不等於美。但唐詩確實是一種大美，不管在什麼情況下一讀，都能把心靈提升到清醇而又高邁的境界。回頭一想，這種清醇、高邁本來就屬於自己，或屬於祖先秘傳，隻不過平時被大量瑣事掩埋著。唐詩如玉杵叩扉，叮叮當當，嗡嘴喤喤，一下子把心扉打開了，讓我們看到一個非常美好的自己。
這個自己，看似稀鬆平常，居然也能按照遙遠的文字指引，完成最豪放的想象、最幽深的思念、最入微的觀察、最精細的傾聽、最仁愛的同情、最灑脫的超越。
這個自己，看似俗務纏身，居然也能與高山共俯仰，與白雲同翻卷，與滄海齊陰晴。
這個自己，看似學曆不高，居然也能跟上那麼優雅的節奏、那麼鏗鏘的音韻、那麼華貴的文辭。
這樣一個自己，不管在什麼地方都會是稀有的，但由於唐詩，在中國卻成了非常普及的常態存在。
正是這個原因，我才說，怎麼也舍不得離開產生唐詩的土地，甚至願意下輩子還投生中國。
我也算是一個走遍世界的人了，對國際間的文化信息並不陌生，當然知道處處有詩意，不會在這個問題上陷入狹隘民族主義的泥坑。但是正因為看得多了，我也有理由作出一個公平的判斷：就像中國人在宗教音樂和現代舞蹈上遠遠比不上世界上有些民族一樣，唐詩是人類在古典詩歌領域的巍峨巔峰，很難找到可以與它比肩的對象。
二
很多文學史說到唐詩，首先都會以詩人和詩作的數量來證明，唐代是一個“詩的時代”。
這樣說說也未嚐不可，但應該明白，數量不是決定性因素。這正像，現在即使人人去唱卡拉OK，也不能證明這是一個“音樂的時代”。
若說數量，我們都知道的《全唐詩》收詩四萬九千多首，包括作者兩千八百餘人。當然這不是唐代詩作的全部，而是曆時一千年後直到清代還被保存著的唐詩，卻仍然是蔚為大觀。《全唐詩》由康熙皇帝寫序，但到了乾隆皇帝，他一人寫詩的數量已經與《全唐詩》差不多。因為除去他的《樂善堂全集》、《禦製詩餘集》、《全韻詩》、《圓明園詩》之外，在《晚晴簃詩彙》中據說還有四萬一千八百首。如果加在一起，真會讓一千年前的那兩千八百多個作者羞愧了。隻不過，如果看質量，乾隆能夠拿得出哪一首來呢？
寬泛意義上的寫詩作文，是天底下最容易的事，任何已經學會造句的人隻要放得開，都能隨手塗出一大堆。直到今天我們還能經常看到當代很多繁忙的官員出版的詩文集，在字數、厚度和裝幀上幾乎都能超過世界名著，而且聽說他們還在繼續高產，勸也勸不住。這又讓我想起了乾隆。他如此著魔般地寫詩，滿朝文武天天喝彩，後來終於有一位叫李慎修的官員大膽上奏，勸他不必以寫詩來呈現自己的治國才能。乾隆一看，立即又冒出了一首絕句——
慎修勸我莫為詩，
我亦知詩不可為。
但是幾餘清宴際，
卻將何事遣閑時？
對此，今人錢鍾書諷刺道，李慎修本來是想拿一點什麼東西去壓壓乾隆寫詩的欲焰的，沒想到不僅沒有壓住，連那東西也燒起來了，反而增加了一蓬火。
從這蓬火，我們也能看到乾隆的詩才了。但平心而論，乾隆的詩才雖然不濟，卻也比現在很多官員的詩作清順質樸一點。
說唐詩時提乾隆，好像完全不能對應，但這不能怪我，誰叫這位皇帝要以自己一個人的詩作數量來與《全唐詩》較量呢！
其實，唐詩是無法較量的，即便在宋代，在一些傑出詩人手中也已經不能了。這是因為，唐代詩壇有一股空前的大丈夫之風，連憂傷都是浩蕩的，連曲折都是透徹的，連私情都是幹爽的，連隱語都是靚麗的。這種氣象，在唐之後再也沒有完整出現，因此又是絕後的。
更重要的是，這種氣象，被幾位真正偉大的詩人承接並發揮了，成為一種人格，向曆史散發著綿綿不絕的溫熱。
三
論唐詩，首先當然是李白。
李白永遠讓人感到驚訝。我過了很久才發現一個秘密，那就是，我們對他的驚訝，恰恰來自於他的驚訝，因此是一種驚訝的傳遞。他一生都在驚訝山水，驚訝人性，驚訝自己，這使他變得非常天真。正是這種驚訝的天真，或者說天真的驚訝，把大家深深感染了。
我們在他的詩裏讀到千古蜀道、九曲黃河、瀑布飛流時，還能讀到他的眼神，幾分惶恐，幾分驚歎，幾分不解，幾分發呆。首先打動讀者的，是這種眼神，而不是景物。然後隨著他的眼神打量景物，才發現景物果然那麼奇特。
其實，這時讀者的眼神也已經發生變化，李白是專門來改造人們眼神的。曆來真正的大詩人都是這樣，說是影響人們的心靈，其實都從改造人們的感覺係統入手。先教會人們怎麼看，怎麼聽，怎麼發現，怎麼聯想，然後才有深層次的共鳴。當這種共鳴逝去之後，感覺係統卻仍然存在。
這樣一個李白，連人們的感覺係統也被他改造了，總會讓大家感到親切吧？其實卻不。他拒絕人們對他的過於親近，願意在彼此之間保持一定程度的陌生。這也是他與一些寫實主義詩人不同的地方。
李白給人的陌生感是整體性的。例如，他永遠說不清楚自己的來處和去處，隻讓人相信，他一定來自誰也不知道的遠處，一定會去誰也不知道的前方，他一定會看到誰也無法想象的景物，一定會產生誰也無法想象的筆墨……
他也寫過“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這樣可以讓任何人產生親切感的詩句，但緊接著就產生了一個嚴峻的問題：既然如此思鄉，為什麼永遠地不回家鄉？他在時間和空間上都擁有足夠的自由，偶爾回鄉並不是一件難事。但是，這位寫下“中華第一思鄉詩”的詩人執意要把自己放逐在異鄉，甚至不讓任何一個異鄉真正親切起來，稍有親密就拔腳遠行。原來，他的生命需要陌生，他的生命屬於陌生。
為此，他如不係之舟，天天在追趕陌生，並在追趕中保持驚訝。但是，詩人畢竟與地理考察者不同，他又要把陌生融入身心，把他鄉擁入懷抱。幫助他完成這種精神轉化的第一要素，是酒。“人分千裏外，興在一杯中”，“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處是他鄉”，都道出了此間玄機。幫助他完成這種精神轉化的第二要素，那就是詩了。
對於朋友，李白也是生中求熟、熟中求生的。作為一個永遠的野行者，他當然很喜歡交朋友。在馬背上見到迎麵而來的路人，一眼看去好像說得上話，他已經握著馬鞭拱手行禮了。如果談得知心，又談到了詩，那就成了兄弟，可以吃住不分家了。他與杜甫結交後甚至到了“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的地步，可見一斑。
然而，與杜甫相比，李白算不上一個最專情、最深摯的朋友。剛剛道別，他又要亟亟地與奇異的山水相融，並在那些山水間頻頻地馬背拱手，招呼新的好兄弟了。他老是想尋仙問道，很難把友情作為穩定的目標。他會要求新結識的朋友陪他一起去拜訪一個隱居的道士。發現道士已經去世，便打聽下一個值得拜訪對象，倒也並不要求朋友繼續陪他。於是，又一番充滿詩意的告別，雲水依依，帆影渺渺。
曆來總有人對李白與杜甫的友情議論紛紛，認為杜甫寫過很多懷念李白的詩，而李白則寫得很少。也有人為此作出解釋，認為李白的詩失散太多，其中一定包括很多懷念杜甫的詩。這是一種善良的願望，而且也有可能確實是如此。但是，應該看到，強求他們在友情上的平衡是沒有意義的，因為這畢竟是相當不同的兩種人。雖然不同，卻並不影響他們在友情領域的同等高貴。
這就像大鵬和鴻雁相遇，一時間巨翅翻舞，山川共仰。但在它們分別之後，鴻雁不斷地為這次相遇高鳴低吟，而大鵬則已經悠遊於南溟北海，無牽無礙。差異如此之大，但它們都是長空偉翼、九天驕影。
四
李白與杜甫相遇是在公元七四四年。那一年，李白四十三歲，杜甫三十二歲，相差十一歲。
很多年前我曾對這個年齡產生疑惑，因為從小讀唐詩時一直覺得杜甫比李白年長。李白英姿勃發，充滿天真，無法想象他的年老；而杜甫則溫良醇厚，恂恂然一長者也，怎麼可能是顛倒的年齡？由此可見，藝術風格所投射的生命基調，會在讀者心目中對換成不同的年齡形象。這種年齡形象，與實際年齡常常有重大差別。
事實上，李白不僅在實際年齡上比杜甫大十一歲，而且在詩壇輩分上整整先於杜甫一個時代。那就是，他們將分別代表安史之亂之前和之後兩個截然不同的唐朝。李白的佳作，在安史之亂之前大多已經寫出，而杜甫的佳作，則主要產生於安史之亂之後。
這種隔著明顯界碑的不同時間、身份，使他們兩人見麵時有一種異樣感。李白當時已名滿天下，而杜甫還隻是嶄露頭角。杜甫早就熟讀過李白的很多名詩，此時一見真人，崇敬之情無以言表。一個取得巨大社會聲譽的人往往會有一種別人無法模仿的輕鬆和灑脫，這種風範落在李白身上更是讓他加倍地神采飛揚。眼前的杜甫恰恰是最能感受這種神采的，因此他一時全然著迷，被李白的詩化人格所裹卷。
李白見到杜甫也是眼睛一亮。他曆來不太懂得識人，經常上當受騙，但那是在官場和市井。如果要他來識別一個詩人，他卻很難看錯。即便完全不認識，隻要吟誦幾首，交談幾句，便能立即作出判斷。杜甫讓他驚歎，因此兩人很快成為好友。他當然不能預知，眼前的這個年輕人，將與他一起成為執掌華夏文明詩歌王國數千年的王者之尊而無人能夠覬覦；但他已感受到，無法阻擋的天才之風正撲麵而來。
他們喝了幾通酒就騎上了馬，決定一起去打獵。
他們的出發地也就是他們的見麵地，在今天河南省開封市東南部，舊地名叫陳留。到哪兒去打獵呢？向東，再向東，經過現在的杞縣、睢縣、寧陵、到達商丘，從商丘往北，直到今天的山東地界，當時有一個大澤濕地，這便是我們的兩位稀世大詩人縱馬打獵的地方。
當時與他們一起打獵的，還有著名詩人高適。高適比李白小三歲，屬於同輩。這位能夠寫出“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借問梅花何處落，風吹一夜滿關山”這種慷慨佳句的詩人，當時正在這一帶“混跡漁樵”，“狂歌草澤”。也就是說，他空懷壯誌在社會最底層艱難謀生，無聊晃悠。我不知道他當時熟悉杜甫的程度，但一聽到李白前來，一定興奮萬分。這是他的土地，溝溝壑壑都了然於心，由他來陪獵，再合適不過。
擠在他們三人身邊的，還有一個年輕詩人，不太有名，叫賈至，比杜甫還小六歲，當時才二十六歲。年齡雖小，他倒是當地真正的主人，因為他在這片大澤濕地北邊今天山東單縣的地方當著縣尉，張羅起來比較方便。為了他的這次張羅，我還特地讀了他的詩集——寫得還算可以，卻缺少一股氣，尤其和那天在他身旁的大詩人一比，就顯得更平庸了。賈至還帶了一些當地人來湊熱鬧，其中也有幾個能寫寫詩。
於是，一支馬隊形成了。在我的想象中，走在最前麵的是高適，他帶路，接著是李白，他是馬隊的主角，由賈至陪著；稍稍靠後的是杜甫，他又經常跨前兩步與李白並駕齊驅；賈至帶來的那些人，跟在後麵。
當時的那個大澤濕地，野生動物很多。他們沒走多遠就挽弓抽箭，揚鞭躍馬，奔馳呼嘯起來。高適和賈至還帶來幾隻獵鷹，這時也像閃電般躥入草叢。箭聲響處，獵物倒地，大家齊聲叫好，所有人的表情都不像此地沉默寡言的獵人，更像追逐嬉戲中的小孩。馬隊中，喊得最響的當是李白，而騎術最好的應該是高適。
獵物不少，大家覺得在野地架上火烤著吃最香最新鮮，但賈至說早已在城裏備好了酒席。盛情難卻，那就到城裏去吧。到了酒席上，幾杯酒下肚，詩就出來了。這是什麼地方啊，即席吟詩的不是別人，居然是李白和杜甫，連高適也隻能躲在一邊了，真是奢侈至極。
近年來我頻頻去陳留、商丘、單縣一帶，每次都會在路邊長久停留，設想著那些馬蹄箭鳴、那些呼嘯驚叫。中國古代大文豪留下生命蹤跡的地方，一般總是太深切、太怨愁、太悲壯，那樣的地方我們見得太多了。而在這裏，隻有單純的快樂，隻有遊戲的勇敢，既不是邊塞，也不是沙場，好像沒有千年重訪的理由，但是，我懷疑我們以前搞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