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有典雅的麵容，但它的內質卻是生命力的勃發。無論是詩的個體、詩的群體、詩的時代都是這樣。沒有生命力的典雅，並不是我們喜歡的詩。因此，詩人用馬蹄寫詩的曠野，實在可以看做被我們遺落已久的宏大課本。
詩人用馬蹄寫詩的地方也不少，但這兒，是李白、杜甫一起在寫，這如何了得！
我曾動念，認認真真學會騎馬，到那兒馳騁幾天。那一帶已經不是打獵的地方了，但是，總還可以高聲呼嘯吧？總還可以背誦他們的幾首詩作吧？
在那次打獵活動中，高適長時間地與李白、杜甫在一起，並不斷受到他們鼓舞，決定要改變一種活法。很快他就離開這一帶遊曆去了。
李白和杜甫從秋天一直玩到冬天。分手後，第二年春天又在山東見麵，高適也趕了過來。不久，又一次告別，又一次重逢，那已經是秋天了。當冬天即將來臨的時候，李白和杜甫這兩位大詩人永久地別離了。
當時他們都不知道這是永訣，李白在分別之際還寫了“何時石門路，重有金樽開”的詩，但金樽再也沒有開啟。因此，這兩大詩人的交往期一共也隻有一年多一點，中間還有不少時間不在一起。
世間很多最珍貴的友情都是這樣，看起來親密得天老地荒、海枯石爛了，細細一問卻很少見麵。相反，半輩子坐在一個辦公室麵對麵的，很可能尚未踏進友誼的最外層門檻。
就在李白、杜甫別離的整整十年之後，安史之亂爆發。那時，李白已經五十四歲，杜甫四十三歲。他們和唐代，都青春不再。
仍然是土地、馬蹄，馬蹄、土地，但內容變了。
五
在巨大的政治亂局中，最痛苦的是百姓，最狼狽的是詩人。
詩人為什麼最狼狽？
第一，因為他們敏感，滿目瘡痍使他們五內俱焚；第二，是因為他們自信，一見危難就想按照自己的邏輯采取行動，第三，是因為他們幼稚，不知道亂世邏輯和他們的心理邏輯全然不同，他們的行動不僅處處碰壁，而且顯得可笑、可憐。
曆來總有一些中國文人隔著災禍大談“亂世應對學”、“危局維持學”、“借故隱潛學”、“異己結盟學”、“逆境窺測學”、“敗勢翻盤學”，並把這一切說成是“中華謀略”、“生存智慧”。而且，因為世上總是苦惱的人多、失意的人多、無助的人多，這種談論常常頗受歡迎，甚至轟動一時。但是，這一切對真正的詩人而言毫無用處。他們聽不懂，也不想聽。這不是因為他們愚笨，而是因為他們在長期的詩人生涯中知道了人生的不同等級。降低了等級來察言觀色、上下其手，打死他們也不會。
他們確實“不合時宜”，但是，也正因這樣，才為人世間留下了超越一切“時宜”的靈魂，供不同時代的讀者一次次貼近。
安史之亂爆發前夕，李白正往來於今天河南省的商丘和安徽省的宣城之間。商丘當時叫梁苑，李白結婚才四年的第三任妻子住在那裏。安史之亂爆發時叛軍攻擊商丘，李白便帶著妻子南下逃往宣城，後來又折向西南躲到江西廬山避禍。
李白是一個深明大義之人，對安祿山企圖以血火爭奪天下的叛亂行徑十分痛恨。他祈望唐王朝能早日匡複，隻恨自己不知如何出力。在那完全沒有傳媒、幾乎沒有通信的時代，李白在廬山的濃重雲霧間焦慮萬分。
當時的唐王朝，正在倉皇逃奔的荒路上。從西安逃往成都，半道上還出現了士兵嘩變，唐玄宗被逼處死了楊貴妃。驚恐而又淒傷的唐玄宗已經很難料理政事，便對天下江山作了一個最簡單的分派：指令兒子李亨守衛黃河流域，指令另一個兒子李璘守衛長江流域。李亨已經被封為太子，李璘已被封為永王。李白躲藏的廬山，由李璘管轄。
李璘讀過李白的詩，偶爾得知他的藏躲處，便三次派一個叫韋子春的人上山邀請他加入幕府。所謂幕府，就是軍政大吏的府署，李璘是想讓李白參政，擔任政治顧問之類的角色。
李白早有建功立業之誌，更何況在這社稷蒙難之時，當然一口答應。在他心目中，黃河流域已被叛軍糟踐，幫著永王李璘把長江流域守衛住是當務之急。然後，還要打到黃河流域去，“誓欲清幽燕”，“不惜微軀捐”。
既然這樣，李白立即下山就得了，為什麼還要麻煩韋子春三度上山來請呢？這是因為，李白的妻子不同意。李白的這位妻子姓宗，是武則天時的宰相宗楚客的孫女，很有政治頭腦。在她心目中，那麼有政治經驗的祖父也會因為不小心參與了一場宮廷角逐而被處死，仕途實在是不可預測。她並不疑懷丈夫參政的正義性，但幾年的夫妻生活已使她深知自己這位可愛的丈夫在政治問題上的弱點，那就是充滿理想而缺少判斷力，自視過高而缺少執行力。她所愛的，就是這麼一位天天隻會喝酒、寫詩，卻又幻想著能像管仲、晏嬰、範蠡、張良那樣輔弼朝廷的丈夫，如果丈夫一旦真的要把幻想坐實，非壞事不可。
為此，夫妻倆發生了爭吵。拖延了一些時日，李白終於寫了《別內赴征三首》，下山“赴征”，投奔李璘去了。但是，離家的情景他一直記得：“出門妻子強牽衣……”
事實很快證明，妻子的擔憂並非多餘。李白確實分辨不了複雜的政局。
李璘固然接受了父親唐玄宗的指令，但那個時候他的哥哥李亨已經以太子的身份在靈武（在今天的寧夏）即位，成了皇帝（唐肅宗），並把父親唐玄宗尊為太上皇。悲悲戚戚的唐玄宗逃到了成都，他也是事後才獲知從遙遠的靈武傳來的消息，並不得不接受的。這個局麵給李璘帶來了大麻煩。他正遵照父親的指令為了平叛在襄陽、江夏一帶招兵買馬，並順長江東下，到達江西九江（當時叫潯陽），準備繼續東進。但是，他的哥哥李亨卻傳來旨令，要他把部隊順江西撤到成都，侍衛父親。李璘沒聽李亨的，還是東下金陵。李亨認為這是弟弟蔑視自己剛剛取得的帝位，故意抗旨，因此安排軍事力量逼近李璘，很快就打起來了。
這一打，引起了李璘手下將軍們的警覺。大將季廣琛對大家說，我們本來是為了保衛朝廷來與叛軍作戰的，怎麼突然之間陷入了內戰，居然與皇帝打了起來？這不成了另一種反叛？後代將怎麼評價我們？大家一聽，覺得有理，就紛紛脫離李璘，李璘的部隊也就很快潰散。李璘本人在逃亡中被擒殺。他的罪名，是反叛朝廷、圖謀割據。
這一下，李白懵了。他明明是來參加征討叛軍，怎麼轉眼就成為另一支叛軍的一員？他明明是來輔佐唐王朝的至親的，怎麼轉眼這個至親變成了唐王朝的至仇？
軍人們都作鳥獸散了，而李白還在。更要命的是，在李璘幕府中他最著名，盡管他未必做過什麼。
於是，大半個中國都知道，李白上了“賊船”。
按照中國人的一個不良心理習慣，越是有名的人出了事，越是能激發巨大的社會興奮。不久，大家都認為李白該殺，不殺不足以平民憤。所有的慷慨陳詞者，以前全是“李白迷”。
李白隻能狼狽出逃。逃到江西彭澤時被捕，押解到了九江的監獄。妻子趕到監獄，一見就抱頭痛哭。李白覺得，自己最對不起的是妻子。
唐肅宗下詔判李白流放夜郎（在今天的貴州）。公元七五七年寒冬，李白與妻子在潯陽江邊泣別。一年多以後，唐肅宗因關中大旱而發布赦令，李白也在被赦的範圍中。
聽到赦令時，李白正行經至夔州一帶，他欣喜莫名，立即轉身搭船，東下江陵。他在船頭上吟出了一首不知多少中國人都會隨口背誦的詩——
朝辭白帝彩雲間，
千裏江陵一日還。
兩岸猿聲啼不住，
輕舟已過萬重山。
快，快，快！趕快逃出連自己也完全沒有弄明白的政治泥淖，去追趕失落已久的詩情。追趕詩情也就是追趕自我，那個曾經被九州所熟悉、被妻子抱住不放的自我，那個自以為找到了卻反而失落了的自我。
這次回頭追趕，有朝霞相送，有江流作證，有猿聲鼓勵，有萬山讓路，因此，負載得越來越沉重的生命之船又重新變成了輕舟。
隻不過，習習江風感受到了，這位站在船頭上的男子已經白發斑斑。這年他已經五十八歲，他能追趕到的生命隻有四年了。
在這之前，很多朋友都在思念他，而焦慮最深的是兩位老朋友。
第一位當然是杜甫。他聽說朝廷在議論李白案件時出現過“世人皆欲殺”的輿論，後來又沒有得到有關李白的音信，便寫了一首五律。詩的標題非常直白，叫做《不見》，自注“近無李白消息”。全詩如下：
不見李生久，
佯狂真可哀。
世人皆欲殺，
吾意獨憐才。
敏捷詩千首，
飄零酒一杯。
匡山讀書處，
頭白好歸來。
第二位是高適。當初唐肅宗李亨下令向不聽話的弟弟李璘用兵，其中一位接令的軍官就是高適。那時正在李璘營帳中的李白，很快就知道了這個消息。
“高適？”十年前在大澤濕地打獵時的馬蹄聲，又在耳邊響起。
高適當然更早知道，自己要去征伐的對象中，有一個竟然是李白。他已經在馬背上苦惱了三天，擔心什麼時候在兵士們捆綁上來的一大群俘虜裏發現那張熟悉的臉，那該怎麼處理……
六
那麼，杜甫自己又怎麼樣了呢？
安史之亂前夕，杜甫剛剛得到一個小小的官職，任務是看守兵甲器械、管理門禁鑰匙。
讓一個大詩人管兵器和門禁，實在是太委屈了，但我總覺得這件事有象征意義。上天似乎要讓當時中國最敏感的神經係統來直接體驗一下，赫赫唐王朝的兵器，如何對付不了動亂，巍巍長安城的門禁，如何阻擋不了叛軍。
畢竟，公元八世紀中葉的長安太重要了，不僅對中國，而且對世界，都是這樣。當時全世界的頂級繁華要走向衰落，無人能夠阻擋，卻總要找到具有足夠資格的見證者。
最好的見證者當然是詩人。唐朝大，長安大，因此這個詩人也必須大。仿佛有冥冥中的安排，讓杜甫領到了那幾串銅鑰匙。
身在首都，又拿著那幾串銅鑰匙，當然要比千裏之外的李白清醒得多。杜甫注視著天低雲垂、冷風撲麵的氣象，知道會有大事發生。
叛軍攻陷長安後，杜甫很快就知道了李亨在靈武即位的消息。唐玄宗的時代已經變成了唐肅宗的時代，作為大唐官員，他當然要去報到。因此，他逃出長安城，把家人安置在鄺州羌村，自己則投入漫漫荒原，遠走靈武。
但是，叛軍的馬隊追上了杜甫和其他出逃者，將一眾押回長安。杜甫被當做俘虜囚禁起來。這種囚禁畢竟與監獄不同，叛軍也沒有太多的力量嚴密看守，杜甫在八個月後趁著夏天來到，草木茂盛，找了一個機會在草木的掩蔽下逃出了金光門。這個時候他已聽說，唐肅宗離開靈武到了鳳翔。鳳翔在長安西邊，屬於今天的陝西境內，比甘肅的靈武近得多了。杜甫就這樣很快找到了流亡中的朝廷，見到了唐肅宗。唐肅宗隻比杜甫大一歲，見到眼前這位大詩人腳穿麻鞋，兩袖露肘，衣衫襤褸，有點感動，便留他在身邊任諫官，叫“左拾遺”。
對此，杜甫很興奮，就像李白在李璘幕府中的興奮一樣。
但是，不到一個月，杜甫就出事了，時間是公元七五七年舊曆五月。請注意，這也正是李白麵臨巨大危機的時候。
兩位大詩人，同時在唐玄宗的兩位公子手下遇到危機，隻是性質不同罷了。杜甫遇到的麻煩要比李白小一點，但同樣，都是因為詩人不懂政事。
杜甫的事，與當時唐肅宗身邊的一個顯赫人物——房琯有關。
房琯本是唐玄宗最重要的近臣之一，安史之亂發生時跟從唐玄宗從長安逃到四川，是他建議任命李亨為天下兵馬元帥來主持平叛並收複黃河流域的。後來李亨在靈武即位後，又是由他把唐玄宗的傳國玉璽送到靈武，因此，李亨很感念他，對他十分器重。叛軍攻陷長安後，他自告奮勇選將督師反攻長安，卻大敗而歸，讓唐肅宗丟盡了臉麵。此人平日喜歡高談虛論，因此就有賀蘭進明等人趁機挑撥，說房琯隻忠於唐玄宗，對唐肅宗有二心。這觸到了唐肅宗心中的疑穴，便貶斥了房琯。
朝中又有人試圖追查房琯的親信，構陷了一個所謂“房黨”。杜甫是認識房琯的，而所謂“房黨”中更有一位曾與李白、杜甫、高適一起打獵的賈至。大家還記得，那時他在單縣擔任小小的縣尉，才二十六歲，現在也快到四十歲了。那天大澤濕地間的青春馬蹄，既牽連著今天東南方向李白和高適的對峙，又牽連著今天西北方向杜甫和賈至的委屈，當時奔馳呼嘯著的四個詩人，哪裏會預料到這種結果！
杜甫的麻煩來自他的善良，與司馬遷當年遇到的麻煩一樣，為突然被貶斥的人講話。他上疏營救房琯，說房琯“少自樹立，晚為醇儒，有大臣體”，希望皇上能“棄細錄大”。唐肅宗正在氣頭上，聽到這種教訓式的話語，立即拉下臉來，要治罪杜甫，“交三司推問”。
這種涉及最高權力的事，一旦成了反麵角色，總是凶多吉少。幸好杜甫平日給人的印象不錯，新任的宰相張鎬和禦史大夫韋陟站出來替他說情，說“甫言雖狂，不失諫臣體”。意思是，諫臣就是提意見的嘛，雖然口出狂言，也放過他吧。唐肅宗一聽也對，就叫杜甫離開職位，回家探親，後來又幾經曲折將其貶為華州司功參軍。賈至被貶為汝州刺史，而房琯本人，則被貶為邠州刺史。
華州也就是現在的陝西華縣。杜甫去時，隻見到處鳥死魚涸，滿目蒿萊，覺得自己這麼一個被貶的草芥小官麵對眼前的景象完全束手無策。既然如此，就不應該虛占其位，杜甫便棄官遠走，帶著家屬到甘肅找熟人，結果饑寒交迫，又隻得離開。他後來的經曆，可以用他自己的一首詩句來概括：“五載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關塞阻，轉作瀟湘遊。”公元七七〇年冬天，杜甫病死在洞庭湖的船中，終年五十八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