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天都督趙爾巽本是滿清重臣，曾經做過山西的巡撫，當宣統退位前，他是東三省總督，其力量幾與袁世凱相埒。袁世凱深知不釋趙之兵權，即難實現迫清帝退位，而國政自為之迷夢，所以經過頗費周折的運用，卒至撤銷了東三省總督，而任趙為保安會會長，才公開其倒清之舉動。趙之所以參加我們反中央集權的行動，我之所以提議推趙領銜，皆以此為前因。江蘇都督程德全在趙爾巽任東三省總督時，曾任奉天與黑龍江巡撫，其後調任江蘇，民元曾任孫大“總統”之內務總長，對革命頗表同情，是以亦參加我們這一反中央集權的行列。結果這一行動並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反益增中央對地方之疑忌，這是二次革命以前的一件事，也可以說是二次革命的前因。
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年）二月正式國會成立。國民黨籍議員占了最多的席次，政府國會之間，果能真誠合作，則國家即已步入憲政坦途，乃不幸三月二十日本黨代理事長宋教仁先生被刺於上海車站，接著四月二十六日政府未經國會同意，又與五國銀行團簽立了二千五百萬英鎊的大借款合同。於是國會嘩然，張繼首以參議院議長資格通電反對借款。乃至眾議院選出湯化龍為議長，政府始將大借款案谘請國會備案，此時湯化龍雖合共和、統一、民主三黨為進步黨（黎元洪為該黨理事長），以與國民黨抗衡，並未能使國會通過此案。同時各省軍民長官並紛電責難，而江西都督李烈鈞，廣東都督胡漢民，安徽都督柏文蔚，反對尤烈。本黨對此問題之態度頗不一致，中山先生主張興師討伐，黃興先生主張循法律途徑而解決。中山先生之主張係一秉為黨國之大義，而黃興先生之主張亦係基於保全革命力量之苦心。武昌黎元洪副“總統”為平息政治風潮，提出宋案劃歸法律，靜候法庭解決，借款予以追認，而審計用途，頗獲多數省份的讚同。衡諸當時本黨同誌所能掌握之武力，實不足以與袁軍抗衡，審時度勢，我遂一麵聯合各省呼籲和平，一麵連電黎副“總統”請其迅速領銜調處，雲南都督蔡鍔，陝西都督張鳳翽亦與我采相同之行動。
結果黎副總統之調處未見端倪，而袁總統於六月九日至七月一日先後下令罷黜李烈鈞、胡漢民、柏文蔚三督，且遣李純馳兵扼駐九江，赴贛之師又源源出動。斯時複值俄人嗾使庫倫內犯，綏、晉首當其衝。我於憂憤之餘，特於七月七日上袁總統這樣一個電報：
北京大“總統”鈞鑒：竊錫山本一介武夫，罔知大計，濫竽民國，毫無建白。自宋案發生，適逢借款成立，人心搖動，訛言四起，憂國之士每慮南北水火，演成分裂之勢。錫山竊以為中國之患不在南而在東，南北雖兄弟鬩牆，可以理喻，滿蒙為強鄰虎視，必以力爭。溯武昌起義，各省響應，我大“總統”置身於兩疑之地，憂深慮遠，統籌兼顧，津京秩序得以保持，近衛師團翕然聽從，親貴財產不盡落於外人之手。馴至清帝退位，民國告成，兵家所謂全國為上，我大“總統”有焉。當事之方急，克強（黃興）諸公馳驅戰地，危在疆場，而我大“總統”側身京師，慍於群小，其謀國也同，處憂患也亦同，今以一事之誤會，意見之微異，釀成國室之爭，但略予疏通，即可渙然冰釋。而環觀全球，外患叢集，積薪厝火，危不可言。東鄰野心，早暗視滿洲為己有，彼勝俄之後，猶不敢據領之者，實因俄有以牽之也，不得已與仇俄協約，意在平分。更有迫日本以不容緩圖者，即美國巴拿馬運河開通是也。菲律賓雖屬美之領土，實在日本勢力範圍之中，而日所以不敢取之者，以與俄戰後之元氣未複耳。美國亦知其終難和平解決，甚欲乘其元氣未複之時與之一戰，惟因巴拿馬運河未通，大西洋軍艦運輸不便，故遲遲未發。日本亦深知巴拿馬運河開通之後，彼在東亞勢力美必出而幹涉，乘此運河未通，則攫我滿土，愈不容緩，特無隙可乘耳。今宗社黨盤據東省，與日人以可乘之隙，而日人乘機以接濟之，南北風潮疊起，又與宗社黨以可乘之隙，而日人又從中推助之。日政府非求好於南，而意實在滿也。若墮其奸術，則瓜分立召。東而滿洲將成朝鮮之續，西而新甘一帶多係升允（清陝甘總督）黨羽，倘出而號召，擾亂堪虞，北則蒙古煽動，中俄協約將成泡影。西藏喇嘛久蓄叛誌，英人野心，其欲逐逐，而內地好事喜亂之徒，難保不乘機竊發。加之我國會匪遍地，群盜滿山，教堂林立，洋商麕集，一旦潰決，外人之生命財產將何以保持，勢必惹起列強幹涉，國之不國瞬息間耳。言念及此，實堪痛心！推其由來，皆因木腐蟲生，疑忌之一念所致。伏思黎副“總統”倡義武昌，力維大局，我大“總統”與孫黃諸公締造民國，艱苦備嚐，推其初心，無非救國，而經營年餘，險象環生，堂堂神州，儻不亡於滿清，而亡於民國諸公之手，則天下後世將謂我大“總統”何？今者三督解職，足征無他，望我大“總統”開誠布公，敦請孫黃二公入都，共圖國事，破除黨見，一致進行，則內憂潛消，外患自滅。其亡其亡，係於苞桑。民國幸甚！中國幸甚！山西都督閻錫山叩陽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