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說或因傳子之勢已成，挽之不易，故不欲再發其論。我雖不敢批評大賢，但假使孟子亦繼孔子之歎而歎之，孟子以下之各代儒者，亦相繼而歎之，傳賢之公未嚐不可挽回；即使不易挽回，尚可寄之於人類希求的理想中，不至使後世之學者，反誤孔子大同之說為後人偽造，其違背於聖人之旨者，深且戾也。
我讀史，至夷齊叩馬而諫，我以為此段曆史，有所失真。“以暴易暴，而不知其非”為夷齊諫之本旨。蓋見其本者，不會言其末，明其真者，不肯道其偽。孟子謂：“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夷齊豈能以不孝不忠責之武王，置紂之殘殺人民而不顧，尚何求仁得仁之足言乎！
夷齊叩馬而諫，蓋諷之也；諷其勿蹈傳子之故轍，冀其用兵之初，即布傳賢之令，昭示國人，以複聖製，為用兵之旨，國人聞之何等暢悅，其所諫者在此。否則武王聖人也，紂暴君也，以聖人易暴君，何可謂之以暴易暴。夷齊亦聖人也，豈不辨此。蓋以其若傳子，不過以桀易紂，將以紂易幽厲而已，謂之以暴易暴，方為恰當。
夷齊之諫，不是說湯不如桀，武不如紂，是說若傳子，禹等於桀，湯等於紂，武亦等於幽厲。然傳子之製，禹湯共傳四十五代，經過一千餘年，至周更有不可易之勢，夷齊此諫，雖太公之賢未肯實告，避嫌也，曆史亦未敢實書，避忌也。
可以說傳賢之製，堯舜行之，禹受之，孔子歎其廢，夷齊諫其複，此外不隻無大同之識者，反有將大同侮為偽造，此皆趨焰附勢之流，不知政治之真諦，不明人欲之可懼。自傳子以來，雖賢能亦皆生活於殘酷之中，不自知其慘痛，深可慨也。
自廢井田製土地公有變為私有之後，將天然供人生產之土地，變為地主剝削勞動者之工具，既奪佃雇農之產物，複滅佃雇農之人口，其殘且酷，亦謂至極。
孟子對井田之廢弛，歎息不置。自秦廢除井田製後，後世之君相學儒，亦不少謀恢複井田之人。井田時代之農人，可養八口之家，井田廢後之佃雇農，因土地私有，被地主剝削，僅能養四口之人。我所以說佃雇農既被奪其產物，複被滅其人口。一方麵不勞而獲，驕奢淫佚；一方麵終歲勤勞而無立錐之地；惹起佃雇農對地主之不平，發生生活之矛盾，由矛盾而鬥爭。但此為製度，雖由矛盾而鬥爭，其痛苦亦是不能解決不能停止不能忍受的。這不能解決不能停止不能忍受的痛苦，變成一種瘋狂的行為，即成為社會上造亂的空隙。
注：閻伯川於民國二十年三月十四日、二十三年八月九日、二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三十六年四月十四日，先後論傳賢及井田，並有紀載，可資參閱。
以上中國曆史上演變的兩大病根，使政治的設施，均建立在這病根上，乖戾了一切的政治設施，毀滅了人類之幸福，殘害了人類的生存，但這兩個病根，不隻中國為然，世界各國皆然。按說世界各國政治，均多民主，傳子之病象已去，我以為傳子之病根仍在。結黨的競選，仍是賢能求人民，不是人民求賢能，仍是部分的民主共和，不是全麵的民主共和。
至於資本家剝削勞動者，已為今日世界工業發達的國家重大的問題；這個問題，較之地主剝削佃雇農，尤為嚴重。因土地的生產工具，屬於天然，不易增減，農田的產物，是人生的必需品，不能停止的，且土地可零星使用，可以產生自耕農。工業機器的生產工具，屬於人造的產物，所產生的產品，亦多係人生的次要品，易於停止，且工業生產工具，不易零星使用，不易產生勞資合一的工廠。故政治環境以工業國家較落後國家亦複雜而嚴重。
今日的政治病根，世界相同，所以形成現世界人與人間國與國間的種種矛盾，由矛盾而鬥爭、戰爭，成為今日人類毀滅的前夕。欲去此病根，政治製度上須實行人民求賢能的直接選舉，經濟上須去除地主剝削佃雇農與資本家剝削勞動者的剝削製度。政治之病根去後，一切製度皆能公平合理，政治上一切設施，皆是成己成人，自無強淩弱、眾暴寡、富欺貧、智詐愚一切的不良現象。政權與人民無矛盾，政治與民需相統一，當然政治易施而政效易見。
吾人生存於現世界，科學發達，交通便利，距離縮短，往來頻繁，今日之全世界，等於已過的一國；欲某一國之幸福，須著眼於世界之大同。欲實現大同，必須政治經濟雙方並進。政治上去階級之不平，使人各平等，實現身份的大同。經濟上去剝削的不平，使勞享一致，實現經濟的大同。國際上，大國小國強國弱國間去武力的侵略。工業發達與工業落後的國家間去經濟的侵略，實現區域的大同。使強弱相安，眾寡相融，貧富相扶，智愚相助，無矛盾，無鬥爭，無戰爭，以完成安和的大同世界，此為今日全世界人類之所希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