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境。他的同父異母的弟妹們已將老爺子遺產瓜分一淨。老爺子的遺囑成了無法兌現的一紙空文。這小杜要回大陸已無錢，要去台灣又無門，也許是急的，他身患眼疾雙目失明。這時我接到他的一封信，信中情辭淒切，悲涼無奈。我出於同情把他送到了醫院，治好了他的眼病。談到了今後的生活，我說你不是詩人嗎還是辦出版社吧。在香港的出版社隻要到港英當局的文化娛樂管理處的書刊組去注冊就行。他說我是兩手攥空拳，既無出版資金，又無銷售市場，辦那門子出版社呢我說，這你就不懂了。香港和中國大陸的出版體製不同，一個是注冊登記製，一個是審批製，雙軌製的空子最好鑽。
大陸的出版是政府嚴格控製，出版社全部官辦，政府對出版社的壟斷使得想出書但出不了書的人多得很。香港的出版體製是和西方接軌的出版體製，隻要出少量的登記費，任何人都能辦出版社，每年年審一次，每出一本書交6本樣書，一年不出書自動注銷。明年再以其他名義辦一個。這樣你完全可以利用大陸那些人急於想出書的心理，把在香港一錢不值的書號拿到大陸炒賣，很快你就能發起來。你的詩友馬剛不是弄了一個香港世紀新出版社到處賣書號，已經發財了嗎另一位詩友施箭不是弄了一個香港文藝雜誌出版公司，也發財了嗎這是無本萬利的買賣，完全空手套白狼，是詩人、文化人發財的捷徑。我保證你不出幾年就會腰纏萬要，聖能躋身香港著名詩人的行列，紅遍大陸。怎麼樣小夥子好好考慮考慮吧!他說這不是詐騙錢財嗎我說意義不僅僅是經濟上的，還有政治上的意義，是為了衝破中共對意識形態的壟斷，使現行出版體製瓦解於無形之中，這就是‘和平演進’。對，這話是你們古都逃到美國去的那位大人物講的。而到社會大變革時期，你周圍有了一批文化人，又能操縱輿論工具，不就呼風喚雨了嗎這樣吧，你缺啟動資金我讚助你。小杜昕了這番話如夢初醒，恍然大悟。出於生計，他也會考慮我這個建議。”
“你那一段話對大陸出版體製的攻擊太露骨了，政治性太強了，別把杜天馬嚇住了。”張麗姍用小漏勺撈了一勺“佛跳牆”裏的幹貨慢慢品著味，喝著啤酒說。
“我們不是外人，你的情況我多少了解一些。老子當年在福建念大學時被作為反動學生揪得夠嗆，後來抱著籃球泅渡到了香港，很不容易才混到今天。我和大陸政權不共戴天。所以我改名叫海牛就是這意思。反正這錢又不是我出，我隻是又在無形中扶植了一個小小的文化工作機構而已。”海牛舉起啤酒杯和張女士碰了一下，友好地交流著神秘的眼光，在這種“隻可意會，不可言傳”中，就已溝通了信息。
海牛繼續吹牛：“從此那個土不拉幾的大陸詩人梁來春神秘地消失了。香港詩人杜天馬應運而生，近幾年在香港還挺火。這小子聰明，心有靈犀一點通。於是立即注冊了一個香港歐亞出版社。先是在香港打印了一大批蓋了‘歐亞’戳子的征稿函件和委托代理函，給他原來那些在古都市有地位或者沒有地位的文壇舊友。有地位的每人委上一個代理，代理費按10％～15％提成，書號一個賣到30005000元不等，這要比大陸出版社違規出售的書號便宜得多，也很吸引人。自然不費吹灰之力，鈔票源源不斷彙來香港。小杜也闊了起來，竟然人五人六地穿著西裝革履衣錦還鄉了一次，夾著大皮包，儼然香港大出版家。他住進了古都銀星大飯店，把老娘也接來風光了一番。又在淮清河畔擺上了幾桌，宴請故舊文友和文友們的領導，自然又大大散發了一通‘歐亞’書號。直到1993年被大陸當局發現，在報界披露了這個騙局，他才偃旗息鼓，由公開轉入地下。‘歐亞’太臭了，他就又注冊了‘金鈴出版公司’，戰場由A省轉移到B省，收入也相當可觀呢。其實大陸這些急功近利的文人不知道，香港的書號根本不值錢，隻有到大陸才奇貨可居，那是因為出版壟斷造成的。那些書隻能供作者自己自誤自樂，他們就像唱卡拉OK那樣自以為是個歌唱家了，其實什麼都不是。那不是文化操作，而是商業操作。有的文化騙子更絕，在香港登記了一個雜誌，全部在大陸編印。所謂編就是找一些港台報紙剪刀加漿糊，拚拚貼貼，造成香港出版的假象，然後去騙企業廣告。企業不是要走向世界嗎先走向香港。所謂印就是找一個印刷廠印個幾千本專門送廣告客戶，仿佛已進入了香港的樣子，其實就像是當年袁大公子編假的《順天時報》糊弄袁世凱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