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樓”，是中辦直屬各組的習慣簡稱，組建十年中做了一些工作，得到中央領導同誌的充分肯定。因為這幾個組都在居仁堂後樓辦公而得名。談到“後樓”就要從它的前身中央辦公廳第一辦公室說起。第一辦公室是黨在全國執掌政權以後，第一次在中央辦公廳下設立的直接為中央服務的調查研究、文件起草的秘書性工作機構。1952年是我國國民經濟恢複時期的最後一年，國家即將轉入有計劃的經濟建設，毛澤東和中央書記處正在醞釀製定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黨中央的工作日益繁重。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提出加強黨中央辦事機構問題。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劉少奇多次同安子文和我商談，提出在中央辦公廳內設立一個機構作為中央書記處日常工作中的參謀、助手。劉少奇強調，要選調一批政治上強，有一定實際工作經驗，能在機關坐得住的同誌到中辦來，不怕坐冷板凳，方針是“長期準備，一旦備詢”，不急於表現一時一事的工作成果。根據這個精神，由各大區推薦一批政策水平較高，思想敏銳，又能夠長期在機關坐下來的地委以上優秀幹部，作中央的參謀、助手。這樣，由我兼主任的隻有十幾個人的第一辦公室成立了。隨著各大行政區和中央局的撤銷，1955年初，為了加強中央辦事機構，書記處決定成立四個辦公室，中央辦公廳第一辦公室原來的任務不變，人員略加充實升格為中央書記處第一辦公室，仍由我兼主任。八大以後新的中央書記處是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務委員會的領導下，負責處理中央日常工作的辦事機構，與八大前的中央書記處性質不同，這就必須對原有的辦事機構進行調整，改為在中央辦公廳內設立幾個精幹的小組，為新的中央書記處服務。1956年黨的八大以後，居仁堂是中央書記處和“後樓”辦公的地方。居仁堂由前後兩座兩層樓組成。前樓下麵一層中間是一個大廳，大廳東側是我的辦公室，西側是會議室，中央書記處會議就在這裏召開。上麵一層分別是幾位書記的辦公室和李頡伯（後來是龔子榮）的辦公室。居仁堂後樓就分配給中辦直屬各組使用。1964年居仁堂作為危房拆除，我、龔子榮，還有翻譯組搬到甲樓辦公，“後樓”其他各組搬到丙樓辦公，但習慣仍稱“後樓”。1965年我被免去中央辦公廳主任職務，當時汪東興和中辦的幾位副主任都在下麵蹲點搞“四清”，隻留李質忠一人在機關主持日常工作，“後樓”暫由彭真代管。“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後樓”就給撤銷了。說到底，這個機構是在毛澤東和劉少奇的關懷下成立的，不能把功勞記在我一個人頭上。
秘書室的建立算是一個創舉。1949年進城以後，毛澤東的舊誼要求解決各種問題的來信很多，向中央表達致敬的來信也日益增多。在這樣的情況下，決定成立一個專門處理人民來信的機構，就是秘書室（信訪局的前身）。對此，當時也有人提出不同意見，但是，曆史證明成立這個機構是完全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