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90年代，楊尚昆為撰寫回憶錄，和中辦的一些老同誌共憶往事。其間，大家不斷地向楊尚昆提出問題，這些問題歸結為一個題目，就是“從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到八大路線的形成”。為了回答這個問題，1997年3月5日、4月6日、7月7日，楊尚昆三次同我們座談。他說，你們提的問題也是目前黨史界普遍關注的問題，這個問題很大，隻能根據我所了解的一些情況，談談個人看法，大家共同探討。
七大統一了全黨對中國革命長期性的認識
黨的七大在延安勝利召開。七大正式確定了以毛澤東思想為全黨的指導思想，正式確定了“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們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的總路線。七大確確實實是一次勝利的大會，團結的大會。楊尚昆說：“人們後來評論七大，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往往被忽略，就是通過七大，中國革命的長期性才真正被全黨所認識。”
毛澤東在他的《論聯合政府》報告裏指出：“隻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達到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而在中國，為民主主義奮鬥的時間還是長期的。沒有一個新民主主義的聯合統一的國家，沒有新民主主義的國家經濟的發展，沒有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合作社經濟的發展，沒有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即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發展，沒有幾萬萬人民個性的解放，一句話，沒有一個由共產黨領導的新式的資產階級性質的徹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廢墟上建立起社會主義社會來，那隻是完全的空想。”
七大召開的前夕，1945年3月31日，毛澤東在六屆七中全會上對《論聯合政府》作了口頭說明。他說：“報告中對共產主義提過一下以後，仍著重說明民主革命，指出隻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達到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這就將我們同民粹主義區別開來，民粹主義在中國與我們黨內的影響是很廣大的。這個報告與《新民主主義論》不同的，是確定了需要資本主義的廣大發展，又以反專製主義為第一。”
隨後，4月24日，毛澤東在七大上講了一段很精辟、很重要的話。他說：“我們這樣肯定要廣泛地發展資本主義，是隻有好處，沒有壞處的。對於這個問題，在我們黨內有些人相當長的時間裏搞不清楚，存在一種民粹派的思想，這種思想，在農民出身的黨員占多數的黨內是會長期存在的。所謂民粹主義，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經濟發展到社會主義經濟，中間不經過發展資本主義的階段。俄國的民粹派就是這樣。當時列寧、斯大林的黨是給了他們以批評的。最後他們變成了社會革命黨。他們‘左’得要命，要更快地搞社會主義，不發展資本主義。結果呢，他們變成了反革命。”
4月24日和6月11日，毛澤東又通過兩次講“愚公移山”的故事，闡明了中國革命長期性的問題，他強調要學習愚公挖山不止的精神。5月31日，毛澤東在七大上作結論時，還特別強調要準備克服困難。他列舉了可能出現的17種困難，甚至講如果出現“天災流行、赤地千裏”怎麼辦？毛澤東回答是：“艱難困苦，玉汝於成。”“艱難困苦是給共產黨以鍛煉本領的機會，壞事裏麵有好的因素，你要是沒有碰到那個壞事，你就學不到對付那個壞事的本領，所以艱難困苦能使我們的事業成功。”這段話同他講的愚公移山的故事是異曲同工，都是讓全黨充分準備中國革命要經過很長的曆程，要準備戰勝各種困難，堅定信心奪取最後勝利。
楊尚昆說：“那時候，參加七大的同誌也好，沒有參加七大的同誌也好，包括延安的幾千個高、中級幹部都檢查了自己對中國革命長期性認識不足的問題。所以，我認為七大最深入人心的問題之一，就是解決了全黨對中國革命長期性的認識問題。”
當然，中國革命長期性的問題不是七大才提出來的。最早講中國革命長期性問題的，是1930年1月毛澤東給林彪的信，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篇文章。在這篇文章裏，毛澤東批評了以林彪為代表的黨內一些不懂得中國革命長期性的同誌，一遇挫折就悲觀失望，提出“紅旗到底打多久”的疑問。
紅軍經過長征到達陝北以後，1937年5月，毛澤東在黨的蘇區代表會議上，在講到中國革命的前途問題時，已經明確了中國革命必須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才能發展到社會主義革命的思想。他指出：“兩篇文章，上篇與下篇，隻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堅決地領導民主革命，是爭取社會主義勝利的條件。”他說：“我們是革命轉變論者，主張民主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方向去。民主革命將有幾個發展階段，都在民主共和國口號下麵。從資產階級占優勢，到無產階級占優勢，這是一個鬥爭的長過程。”後來毛澤東在1939年寫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這本小冊子裏，又指出：“在革命勝利之後，因為肅清了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上的障礙物，資本主義經濟在中國社會中會有一個相當程度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