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書記處幾次開會聽取組織工作會議情況彙報時，我都在場。當時我已感到饒漱石的言行十分反常，但對他為什麼要同少奇同誌一再“頂牛”，一時還解不開這個謎。
在最後一次領導小組會上，少奇同誌代表中央明確指出：“中央組織部過去的工作是有成績的，在工作中是執行了中央的正確路線的。”對於這個部過去工作中存在的某些缺點和錯誤，他以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坦蕩胸懷，主動承擔了領導責任。鄧小平也在會上強調：中組部工作的成績，“是與毛主席特別是少奇同誌的直接領導分不開的，但子文同誌也有成績，不能設想隻是領導得好、他們做不好而會有成績”。與會的中央領導同誌本著對待犯錯誤的同誌“一看二幫”的精神，在發言中又都給了饒漱石一個“體麵退卻”的台階。但饒最後發言時，仍然堅持自己“原則正確，方法錯誤”，不肯老實認錯。這以後，他還繼續在毛主席麵前數落少奇同誌、安子文和中央組織部一些同誌的所謂“錯誤”，並照舊到高崗那裏去議長論短，發泄怨氣。後來，不知出於什麼心理，饒又一反常態，對安子文說：“我說你對財經會議有抵觸，其實不是指的你，而是指的少奇同誌。”這真是一語泄露了天機。
五、對高饒事件的處理
高崗、饒漱石分裂黨的活動跡象越來越明顯，到全國財經會議和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前後，問題已經充分暴露。黨中央據此判明他們是野心家、陰謀家，下決心予以揭露。
1953年12月24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首次點明：“北京有兩個司令部，一個是以我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陽風，燒陽火；一個是以別人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陰風，燒陰火，一股地下水，究竟政出一門，還是政出多門？”同時，他建議政治局搞個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會後，少奇同誌在北京主持起草《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草案）》；毛主席離京去杭州，在那裏主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起草工作。
在這前後，毛主席就高、饒分裂黨的問題分別向黨內一些高級幹部打了招呼，如：
1953年12月，陳毅由上海到北京參加全國軍事係統高幹會議期間，毛主席兩次約談。頭一次，主席向陳毅詢問他所了解的饒漱石情況，陳不明底裏，按一般情況下盡量說同級幹部優點的習慣，說了幾句，毛聽後反應冷漠。陳毅感到困惑，出來後向一位中央機關負責人談起，對方提醒他：“主席問你，是要聽你說真實情況。”陳馬上折回去，把他所接觸到的饒漱石的言行向毛主席和盤托出。毛主席這才點頭，並且把已經掌握了的高、饒不正常活動的情況告訴了陳毅。幾天後，第二次約見陳毅，專門談高、饒問題，其中主要是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的任命問題。毛主席告誡陳毅：“不要傷風，不要失去靈敏的嗅覺，要警惕非法活動。”又說：“你推讓是不對的，謙遜並非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好的。對野心家就不讓，讓給他會使黨受損失。”
1953年12月26日晚，毛主席去杭州路過上海作短暫停留時，向前來迎接的譚震林、張鼎丞、粟裕三位華東局負責同誌說了饒漱石的問題。這時，中央已決定調張鼎丞到中央組織部任第一副部長，張問毛有什麼指示？主席說：“對黨對人民忠誠老實，這是很好的。對陰謀家、野心家可不能老實呀！對陰謀家、野心家老實是要上當的。”
盡管這樣，從籌備召開七屆四中全會到籌備召開全國黨代表會議的這一年裏，黨中央對高崗、饒漱石的問題，在處理上仍然堅持了與人為善、治病救人的方針。
1954年1月中旬，《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草案）》在少奇同誌主持下草擬完成後，由我送往杭州。毛主席約請同他一道起草《憲法》的喬木等同誌共同研究修改，並且提議：“此決議宜召開一次中央全會通過，以示慎重。”同時提出：“為了團結決議應盡可能做到隻作正麵說明，不對任何同誌展開批評。”
1月18日，毛主席向黨中央建議，在七屆四中全會前先把《決議（草案）》用電報發給參加會議的同誌，要他們準備意見；同時也征求各中央局、分局、省委的意見，並提出要通知駐蘇大使張聞天到會。
高崗看到《決議（草案）》後，惶惶不可終日，急忙寫信給毛主席，說他完全擁護和讚成《決議（草案）》，表示自己犯了錯誤，擬在四中全會上作自我批評，並想在會前去杭州見主席。我把他的要求代為轉達後，按照毛主席的交代，托詞主席正忙於修改憲法草案，沒有時間，把高回絕了。高崗還兩次向毛主席表示要保護饒漱石。頭一次，高崗對毛主席說，饒漱石現在不得了了，要毛主席來解圍。主席說，你為什麼代表饒漱石說話？我在北京，饒漱石也在北京，他為什麼要你代表，不直接來找我呢？在西藏還可以打電報嘛，就在北京嘛，他有腳嘛。第二次，是在揭露高崗的前一天，高崗還表示要保護饒漱石。饒漱石直到最後還表示要給高崗伸冤。
1月22日，毛主席電告劉少奇，重申：“關於四中全會開會的方針，除文件表示者外，任何同誌的自我批評均表示歡迎，但應盡量避免對任何同誌展開批評，以便等候犯錯誤同誌的覺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