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離開團中央，很想在新的崗位上有所作為。在去陝西前，他已經跑了不少地方，了解了許多情況。到陝西後，他又立即下去巡視工作，先後走了十幾個縣和一些廠礦、學校，多次講話、作報告，對當時一些“左”的做法有意見。他講話有思想、有見地，深入淺出，語言生動，很受廣大幹部群眾的歡迎。但是，他講話不嚴謹，容易被人抓辮子。
胡耀邦到陝西不久，就向西北局和中央作了題為《走馬到職報陝情》的書麵報告。報告中提出的幾個問題，明顯和西北局的看法有分歧。主要是：（一）用數據說明對幹部隊伍中存在的問題估計過於嚴重。他說中央五月工作會議後，省委在西北局的督促和幫助下，揭開了省、地、縣三級領導核心的蓋子。據初步排隊，省一級65個廳局，整個爛掉了和問題嚴重的占70.7％。9個地、市委，問題嚴重的占77.8％。103個縣、市委，整個爛掉了和問題嚴重的占60.1％。全省有660多個幹部受到開除黨籍、開除公職的處分。（二）關於怎樣對待幹部，他說不管我們黨混進了多少階級異己分子，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出身的幹部還是大多數，他們雖然犯了這樣那樣的錯誤，但不能否認他們的大多數人可以改正錯誤，應當思想批判從嚴、處理從寬，采取大批處分和清洗的辦法，同樣是一種右的消極的錯誤政策。（三）關於農村的階級鬥爭，他說我國現時農村出現了不少剝削壓迫人民的特權分子，還有這樣的一些集團，但還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的特權階層。不能說我國農村中已經出現了一個特權富裕階層。（四）關於陝西的農業生產，他說這幾年陝西的農業生產嚴重落後了。抓生產小手小腳，慢慢騰騰；抓階級鬥爭患得患失，憂心忡忡。
1965年2月，胡耀邦到安康地區巡視工作，8天走了7個縣，他在講話中鮮明地提出，春耕大忙在即，幹部可以暫時“不洗手洗澡”，先集中力量抓生產。後來他又把處理幹部的政策概括為四條：（一）凡屬從社教以來處分過重的幹部，一律實事求是地減輕下來；（二）凡屬停職但尚未處理的幹部，一律先放到崗位上去，待問題查清或經過一個時期考驗再做結論；（三）凡屬以前犯有錯誤，但已作過交代的幹部，不再“洗手洗澡”，隻要做好工作，搞好生產，將功補過，就一律既往不咎；（四）從現在起繼續幹壞事的人，一律從嚴處理。這四條用《電話通訊》形式，發到各地、縣委立即執行。他還明確指出，社會主義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發展生產力，隻有生產不斷發展，才能談得上大好形勢；隻有領導群眾增了產，才能稱得起是忠誠地為人民服務。他宣布，一切領導群眾增了產的幹部就是好幹部。西北局主要領導看到了這個《電話通訊》，立即給胡耀邦打電話，批評他提出的四條不妥。
2月18日，我參加中央工作會議後從北京回到西安。當天，西北局主要領導就向我談了他對胡耀邦的意見。後來胡耀邦也來找我談陝西工作情況和他的一些想法。雙方不同的意見都向我這裏集中，又都希望得到我的支持，由我出麵調解。我聽了兩方麵的意見，感到雙方思想距離很大，情況也很複雜，不好馬上表態。
3月4日，張德生病逝。6日，在西安人民大廈舉行公祭，公祭後送遺體去公墓時，我搭乘西北局主要領導的車，在車上同他談了5日胡耀邦找我談話的情況，告訴他胡耀邦的態度比較好，承認已發《電話通訊》不妥。從公墓返回時，我改乘胡耀邦的車，又同他交換意見，並告訴他西北局將召開會議討論《電話通訊》有關問題，並要我屆時參加會議。當時，胡耀邦表現精神緊張。
3月11日，西北局開會，先聽取胡耀邦關於陝西工作的彙報。胡耀邦說，省委對麵上工作的指導思想，主要是考慮到陝西生產落後了，而春耕大忙在即，必須以《二十三條》為武器，調動一切積極因素，迅速投入組織農業生產的高潮中去。因此，有必要把麵上的奪權鬥爭暫時放一下，集中力量抓生產。他承認對處理幹部的“四條”事先沒有經過省委討論，也沒有請示西北局，從組織原則上講有錯誤。會上對胡耀邦進行了批評，指責他隻抓生產，不抓階級鬥爭；提出幾個暫停是驚慌失措，給運動吹了冷風，是指導思想上的傾向性錯誤等等。會後，胡耀邦立即給我打電話，表示對會上的許多發言不滿，提出要到中央去說明情況。我勸他要冷靜，聽下去再說。會議一直開到3月17日，胡耀邦已心力俱乏，臥病不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