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2月
學術規範化和學者使命
一、學術規範化的前提是學術獨立，真正的學術規則是在學術獨立的傳統中自發形成的，是以學術為誌業的學者們之間的約定俗成。在學術具有獨立地位的國家和時代，或者，在堅持學術的獨立品格的學者群體中，必定有這樣的學術規則在發生著作用。相反，如果上述兩種情況都不存在，則無論人為地製定多少規則，都不會是真正意義上的學術規則。
在中國長期的專製政治和文化體製下，學術獨立的傳統始終沒有形成。這既表現在統治者對學術的控製和利用，也表現在治學者自覺或不自覺地把學術當作政治的工具。學術獨立的觀念是清末民初從西方傳入中國的，雖有王國維、蔡元培、陳寅恪等大力提倡，但在根深蒂固的儒家傳統和劇烈變動的政治現實雙重製約下，始終未能形成為可與舊傳統抗衡的新傳統，建立這個新傳統的任務尚有待於完成。
學術獨立包含兩個方麵，一是尊重學術的獨立地位，二是堅持學術的獨立品格。前者關涉國家的體製，後者關涉學者的自律。這兩個方麵有聯係，但可以相對分開。即使在學術沒有獨立地位的情況下，有良知的學者仍可堅持學術的獨立品格。因此，學術規範化的討論也應包括兩個內容，一是體製的問題，二是學者自身的問題。
二、對於中國當今的學術失範和學術腐敗，人們已多有尖銳的批評。我未作深入調查，隻能說一說直覺。我的感覺是，當今學界的根本問題是官場化，並且帶進了當今官場的一切腐敗現象。這也就是一些學者指出的官本位、權力本位。問題的症結在於行政化的學術領導和管理體製。在學術密集之地的大學，教育行政部門決定一切，包括校長的任命、教材的編定、經費的分配等。鄒承魯院士指出，中國的科技管理是典型的人治，行政權力直接掌握大型課題的項目計劃和龐大經費，項目和經費的取得取決於研究人員與行政官員的關係，他名之為“處長政治”和“人際政治”。眾所周知，社會科學研究機構的情況與此毫無不同。
在這種體製下，決定一個學者的地位和待遇的評定機製基本上是非學術的，起首要作用的是權力、人際關係等官場因素，輔以同樣非學術的工作量指標。這兩者之間還有著某種聯係，比如說，一個人很容易憑借權力掌握一些大型課題，讓別人去做具體工作，卻也計算入自己的工作量之中。課題立項是行政權力支配學術和分配利益的重要手段。課題分級別，級別越高利益越大，不光經濟上如此，級別本身就直接意味著學術地位，重點課題負責人成為當然的學術骨幹，從而獲得其他各種利益。權力轉化為課題，課題又轉化為權力，形成了某種利益壟斷的格局。
由此造成的後果是，學府不像學府，研究機構不像研究機構，學者不像學者，權力與學術嚴重錯位，學術氣氛淡薄。在許多人心目中，最佳選擇是做官，其次是成為官的親信，最倒黴的是與行政權力搞不好關係。人們紛紛把精力放在拉關係、立項目、弄錢上。出現了一批學界強人，手中掌握數目可觀的經費，掛著各種學術頭銜，不停地舉辦或參加各種學術名目的活動，卻永遠坐不下來認真做一點學問。比較本分的或這方麵能耐較差的人就隻好指望工作量了，心裏未必喜歡學問，隻把它當作獲取職業利益例如職稱、津貼、課題經費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