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權力支配學術的必然結果是劣勝優汰。那些專心於學術的學者，因為不願逢迎和鑽營，往往遭到不同程度的排斥，成為現行學術體製的邊緣人，有的人被迫地或自願地脫離了這個體製。
三、在行政權力支配學術的大前提下，對學術成果所采用的評價標準隻能是非學術的。撇開權力和人際關係的非公開因素不談，工作量往往被用作公開的標準。用工作量即發表論著的字數衡量學術成果，其荒謬性十分明顯，卻無法改變，原因就在於事有不得不然。對於學術作品，行政權力所能識別的唯有字數，無能對其學術水準做出評價。行政權力喜歡劃一的管理，而量化指標是最簡便的方法。成果評獎規定一個較短的時間期限，比如五年之內，也是為了便於操作。行政權力才不理會學術成果是否需要較長時間的考驗呢，反正到頭來它仍判斷不了時間考驗的結果是什麼，而時間指標卻是它能夠把握的。事實上，評獎基本上成為按照時間、字數等可見指標和權力、人緣等不可見指標分配獎項指標的例行公事。
如果說行政權力在形式方麵隻能用量化指標來評價學術，那麼，在內容方麵，它的唯一評價標準是意識形態。學術並不排斥意識形態，但要求意識形態本身也成為學術，即一種可加以檢驗的知識體係。行政權力當然也不懂得這個意義上的意識形態，它對意識形態的理解是狹隘的，在相當程度上等同於上級布置的當前政治任務。
在上述情況下，低水平知識的大量重複生產就毫不足怪了。我常常為國家每年支出的大量課題經費感到心疼，其中當然會產生一些有意義的成果，但是，也生產出了許多學術垃圾。一個課題一經立項就可以得到經費，完成後出書也就不成問題，而隻要出了書就算學術成果，提高了學術地位，亦即增強了繼續獲取課題經費的資格，如此形成循環。現行課題審批的主要根據是申請者的研究計劃，缺乏對其學術能力綜合評估的機製，在立項之後，又隻根據時間和字數判定項目是否完成，缺乏對質量的評估機製。因此，人們便把心思用在揣摩審批部門的意圖，寫出能獲通過的計劃，然後致力於在規定時間內湊足規定字數。可是，有多少人問一下，這樣製作出來的所謂學術著作現在和將來究竟有沒有人讀。事實上，人們都心中有數，許多書剛生產出來就被人遺忘了，其唯一的用處是充當課題立項循環中的必要環節。
公正的學術評價是以學術批評為基礎的。一般而言，衡量一部論著的價值，一個學者的水準，要看同行是否重視，怎樣評論，在專業領域乃至更廣泛領域有無積極影響及影響大小。這就需要有一個嚴肅而活躍的學術批評的氛圍，而現在顯然並不具備。在現行評價機製中，學術批評幾乎不起作用，因而得不到鼓勵，不能有效展開。同時，在學術批評缺席的情況下生產的大量產品，因其質量之低而難以成為學術批評的合格對象。
四、根據以上分析，我認為，要在整體上實現中國學術規範化，關鍵是改變行政化的學術管理體製，使學術與行政權力脫鉤。單憑學者之力當然不可能實現這個目標，但學者並非無能為力。學者至少可以采取明確的立場，闡明正確的理念，對現行體製進行批評，發出清醒的聲音，使越來越多的人看到這種體製的弊病。那些在體製內握有一定權力或具有一定影響的有良知的學者，理應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堅持學術的原則，抵製非學術因素的作用。事實上，行政權力之所以能夠有效地控製學術生產並顯得具有正當性，正是以知識分子的合作為條件的，這種合作給行政化管理披上了一件學術外衣。合作當然可以分得一些利益，但是，誰為了利益而放棄良知，他就不配再被稱作學者。不合作並非一定要退出體製，而是保持批評的立場，不做行政機器的馴服工具。
對於體製的改變，學者個人的作用畢竟有限。然而，是否堅持學術的獨立品格，卻是每一個學者可以自主的事情。所謂堅持學術的獨立品格，即王國維所言“視學術為目的，而不視為手段”，亦即愛因斯坦所言“為了知識自身的價值而尊重知識”。學術的獨立，關鍵是精神價值對於功利價值的獨立，把精神價值自身當作目的，而非獲取任何功利價值的手段，不管是國家利益的大功利，還是個人利益的小功利。這個精神價值，在主觀上是好奇心的滿足、心智的享受、人的本質的實現，在客觀上是對真、善、美的追求。因此，對於一個學者來說，學術既是個人的精神家園，又是他對於社會負有的精神使命，二者的統一是他的特殊幸運。學者當然應該擔負社會責任，但他的社會使命也必是精神性質的，不是在當下事務中做風雲人物，而是立足於人類的基本精神價值，關注和闡明關涉社會發展之全局的重大理論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