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清華大學博士生王垠因為不能忍受學校對發表論文的要求，在網上貼出退學申請，引發了激烈的討論。我對他的舉動持完全同情和理解的立場。現行學業評判機製迫使學生疲於應付考試和寫論文，這種做法對於年輕的心智是一種壓抑甚至摧殘，而稟賦優秀的學生對此的感覺必定格外強烈。在研究生階段，最重要的是培養和發展獨立研究的能力，能夠懷著濃厚的興趣在自己選定的領域裏探索。在這個過程中，當然可以寫論文，但也可以不寫。寫了論文當然可以發表，但也可以不發表。探索的成果體現在博士論文中，而博士論文是否能發表，仍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總之，自始至終要把發表放在一個很次要的位置上，不讓發表的考慮幹擾探索的過程。對於一個正在潛心研究自己感興趣的課題的人來說，花費精力去寫那些必須立即發表的論文，乃是一種可怕的耽誤。愛因斯坦從蘇黎世工業大學畢業後，不肯留校做研究，也不讀研究生，而是在專利局找了一份實際工作。他解釋其理由是：“學院生活會把一個年輕人置於這樣一種被動的地位：不得不去寫大量科學論文——結果是趨於淺薄。”他在專利局一幹就是七八年，在業餘時間埋頭於理論物理學的研究，為此感到極大的幸福，因為這正是他一生中“最富於創造性活動”的時期。毫無疑問，如果愛因斯坦在我們的大學裏讀研究生，他一定也會退學。
也許有人會問：如果發表不能成為標準，我們該用什麼來衡量一個研究生的學績呢？我的看法是，不存在一個簡單的尺度，隻能根據他的整體情況包括學位論文所體現的思想學術價值進行考察，著重看他的獨立研究的能力和貢獻。誰來考察？當然是他的老師以及相關領域的專家。如果他的老師缺乏這個水平，或者偏袒他，怎麼辦呢？我認為，這個問題的提出本身就是荒唐的，或者，如果它是有道理的，則說明我們麵臨的現狀是荒唐的。在指導學生的過程中，老師應該對自己學生的學習和研究狀況有充分的了解，並且能夠給予符合實際的評價，否則就不配當老師。因此，關鍵在於老師的才和德，老師自身必須擁有真才實學和高尚人品。懷特海指出，擁有一支充滿想象力地探索知識的教師隊伍，使學生在知識和智力發展方麵受到他們的影響，是大學教育的核心問題。有了這樣的教師隊伍，學生的學業就有了合格的指導者和權威的評判者。沒有這樣的教師隊伍，無論采取什麼別的辦法都不能達到培養大批優秀人才的目標。
那麼，我們的大學裏擁有這樣的教師隊伍了嗎？情況恐怕不容樂觀。問題在於，在教師中發生著作用的是同樣的機製，即用各種量化指標衡量教師的優劣，決定地位的高下。這裏我暫且不去說更糟糕的權力腐敗的因素。在這種體製下，教師素質的平庸化是一般趨勢，還有多少人能夠充滿想象力地去探索知識，並且以此影響學生？所以，說到最後，我們又不得不回到一個無法回避的話題，就是必須改變現行教育體製，實行校長治校，教授治學。大學的校長應該是知人善任的教育家，其使命是招才納賢，組織起一支優秀的教師隊伍，為他們提供自由的環境，使他們擁有治學和影響學生的充分權力。校長是真正懂教育的，教授是真正優秀而且有權威的，如今行政化體製下的這一套量化管理辦法就不再有存在的必要和可能了。
2005年11月
從院士評選看學界盛行公關風
據《瞭望東方周刊》、《南方周末》等媒體報道，在上月一個有十多名兩院院士參加的圓桌會議上，話題不由自主地滑到了院士製度改革的問題上，同濟大學教授汪品先院士首先“發難”，中國科協主席周光召院士在總結發言中支持其觀點，並建議在適當時候提交一個議案。消息傳出，許多未與會的院士立即響應，紛紛對現行院士製度發表批評意見。本月中旬，兩院院士本屆增選結果公布，中科院院長路甬祥對於上述批評意見積極回應，表示原則上讚成，準備舉行研討會討論完善院士製度的問題。
近些年來，每逢兩年一度院士增選之際，都會響起院士製度改革的呼聲。其原因倒不難揣摩，正是增選過程中盛行的潛規則和幕後活動，集中暴露了現行製度的弊病。令人欣慰的是，院士自己率先站出來反思和批評這個製度，表明中國科學家群體的核心仍是具有良知和正義感的。院士製度發生的信譽危機並非孤立的，乃是學術腐敗侵蝕到科學家最高階層的結果和表現。因此，院士話題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反思整個學術腐敗的恰當契機。
對院士製度的詬病集中在選舉過程滋生的腐敗上。院士本應是所在學科領域裏的權威，其學術成就是公認的，在當選院士之前即已享有很高的聲譽。因此，至少在多數情況下，一個人能否當上院士，評委和他本人都大抵心中有數，無需推銷自己。倘若不夠資格，則無論怎樣推銷也沒有用。然而，現在我們看到的情形卻是，增選時節，一片繁忙景象，求院士者如同最急切的求職者一樣四處出擊，層層搞公關活動，這成了兩年一度的隱秘風景。前兩年還有人為了競選院士登出廣告，一時傳為奇聞。在評審的各個環節握有實權的人，直至握有最後投票權的已任院士，這時節便說客盈門，送禮者川流不息，令貪者喜不自禁，清者不勝其煩。其結果必然是相當一些不合格者入選，而有些夠格但不屑於幹請托勾當的人則被拒之門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