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比較讚成斯諾的看法：人文知識分子和科學家應該互相溝通。如果說存在兩種文化的話，它們之間不應該有鴻溝。不過，我不認為它們的溝通會產生“第三種文化”。無論在兩種文化的結合中，還是在兩種文化之外，都不存在“第三種文化”。事實上，從人類文化發展的整體來看，人文與科學的溝通是一個不斷發生的曆史事實，而兩者的會合點就是哲學。凡真正偉大的人文學者和藝術家，或真正偉大的科學家，不管自己是否意識到，都必有哲學的關懷，歸根到底都是在探索和思考哲學問題，即宇宙和人生的根本問題。正因為此，科學理論的重大突破往往會對哲學發生深刻影響，又通過哲學影響到人文學科。同樣，人文思想的巨大變化也會影響到哲學再影響到科學。在我看來，這才是實質上的溝通。一個人文學者對生物學或物理學的新動向有興趣，一個科學家喜歡莎士比亞或拜倫，這隻是個人愛好，對於人類文化的發展毫無意義。需要的不是個人興趣的廣泛，而是思想背景的廣闊和深邃，如此方可言溝通。其實，集合在布魯克曼“第三種文化”旗下的這些科學家大多頗有哲學思考的素養，不知為什麼，其中有些人會被引導發出諸如人文學者不懂科學之類的幼稚抱怨。當今人文知識界——包括哲學界——的症結不在這裏，而在失去了哲學傳統的支撐，隻在枝節問題上做複雜的研究。我很欣賞生物學家瓊斯發表的見解：“是否有一種讓所有受過教育的人都堅守的文化？回答是，如果沒有，一定應該有。”他顯然是反對“第三種文化”的提法的。遺憾的是，隻有他一人發出了不同的聲音。我們誠然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對文化進行分類，但是不應該忘記，無論哪一種分類都隻有十分相對的意義。說到底，人類文化是一個整體，隻有一種文化，那就是以探究世界和人生的真理為根本目的的文化，對於這種文化，人文知識分子和科學家做出了各自不同的貢獻。
2003年7月
把我們自己娛樂死？
美國文化傳播學家波茲曼的《娛樂至死》是一篇聲討電視文化的檄文，書名全譯出來是“把我們自己娛樂死”，我在後麵加上一個問號，用作我的評論的標題。在讀這本書的過程中，我確實時時聽見一聲急切有力的喝問：難道我們要把自己娛樂死？這一聲喝問決非危言聳聽，我深信它是我們必須認真聽取的警告。
電視在今日人類生活中的顯著地位有目共睹，以至於難以想象，倘若沒有了電視，這個世界該怎麼運轉，大多數人的日子該怎麼過。擁護者們當然可以舉出電視帶來的種種便利，據此謳歌電視是偉大的文化現象。事實上，無人能否認電視帶來的便利，分歧恰恰在於，這種便利在總體上是推進了文化，還是損害了文化。進一步分析，我們會發現，擁護者和反對者所說的文化是兩碼事，真正的分歧在於對文化的不同理解。
波茲曼有一個重要論點：媒介即認識論。也就是說，媒介的變化導致了並且意味著認識世界的方式的變化。在印刷術發明後的漫長曆史中，文字一直是主要媒介，人們主要通過書籍來交流思想和傳播信息。作為電視的前史，電報和攝影術的發明標誌了新媒介的出現。電報所傳播的信息隻具有轉瞬即逝的性質，攝影術則用圖像取代文字作為傳播的媒介。電視實現了二者的完美結合，是瞬時和圖像的二重奏。正是憑借這兩個要素，電視與書籍形成了鮮明的對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