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勝稱得上空靈。詩的國度，水天一色，如果說我在水下，他便是在天上。他在趣味上是天生的精神貴族，生活在莫紮特和歌德的世界中。有一次，我們聊起貴族主義對於文化的必要，某人舉出希特勒的例子，他當即駁斥：“希特勒是什麼貴族？一個奧地利下士！他怎麼會保存高級文化？國家社會主義是搞平均主義，擁護納粹的都是工人！”能夠進入他的聖殿的，唯有少數幾個真正的文化偉人。他曾興奮地向我宣布：“現代文化史上最激動人心的時刻是——貝多芬與歌德的會晤，愛因斯坦與弗洛伊德的通信。”我知道貝多芬與歌德彼此並不投合，但仍不禁欣賞他的激情。在掀起文化熱那一陣，普天下的俗物都在高談文化，他神色黯然地對我說：“就文化這一塊幹淨地方，也呆不得了。”
越勝又是一個極愛朋友的人，一說起朋友來便眉飛色舞，沒有了分寸，仿佛個個是天才和完人。因此，80年代中期，在得到了一套新兩居之後，他便經常在家裏招待朋友，把他的家變成了沙龍。每次舉辦帕提，他對來賓的選擇十分嚴格，決不許一個俗人混入。他的標準是有沒有文化，倘若他說某人“沒文化”，那人便從此不在他的視野裏了。他說的文化與學曆無關，不外是性情趣味之類，憑直覺就能感應到的。某君自命江南第一才子，但在他眼裏是一沒文化之輩，始終被拒之門外。這成了此君的一個心病，一次酒醉時號啕大哭，傾訴委屈，而他毫不為所動。
他實在是一塊做沙龍主人的好料，豪爽而又細心，對每一個客人都照顧周到，但絲毫不露痕跡。一進他的家門，客廳裏有一流的音樂，餐廳裏有充足的酒和食品，你立刻會感到輕鬆踏實。倘若是學界朋友為主，我們也不怎麼談學問，多為閑聊，聊往事，聊見聞，聊書，聊到興會處，一個個神采飛揚，妙語連珠。若幹智力相當的人在一起，彼此能互相欣賞，那種氛圍著實令人愉快。夜深之時，通常該講黃段子了，越勝的話題卻不可避免地回到古希臘，直抵高雅的頂峰。有時候，我睡著了，朦朧中還聽見他在談論著荷馬和海倫。
和我不同的是，越勝雖愛文化，自己卻幾乎不寫東西，滿足於當一個鑒賞家。他歎道：“有了歌德，有了波德萊爾，我們還寫什麼詩！”我常常與他爭論，我說：盡管有歌德和波德萊爾，卻隻有一個我，這個我是歌德和波德萊爾所不能代替的，所以我還是要寫。隻有一次例外，他克製不住地寫了一篇文章。有個當時被媒體稱作“中國學術界奇人”的人，撰文批判所謂現代主義思潮，並且仗著某個大人物支持迫使《讀書》發表了。可笑的是，他對所批判的對象極其無知，文中充滿常識性錯誤，諸如“胡克的現象學”、“多餘人又譯局外人”之類。越勝讀後滿腔怒火，但不便在內容上論爭，就寫了一篇專門揭露其硬傷的文章，在一家刊物上發表了。不久後，他收到“奇人”一封信，說自己是業餘拳擊協會會員，什麼時候練上一百回合。越勝談書極精彩，我常常聽得入迷，心想這樣的人不寫作實在可惜，就一再鼓動他寫讀書隨筆。他終於動筆了，越寫越好，可惜隻寫了三篇，他就去法國了。最後一篇談艾赫瑪托夫的《白輪船》，通體高貴而淳樸，活脫脫越勝的心性，讀得我潸然淚下。
80年代後期是一段令人懷念的光陰。現在回想起來，那一段時光已經多麼遙遠。在那以後，發生了太多的事，昔日的沙龍早已不複存在，朋友們各奔前程，許多人的生活場景有了巨大改變。不過，變中也有不變。譬如越勝，他雖已定居巴黎，靠經商維持著生計，但仍一如既往地愛朋友，他的家成了去巴黎的認識或不認識的朋友的免費旅館。90年代我兩次去巴黎，都住在他家。剛到的那些天，他帶著我逛巴黎，看博物館，一路講述每個地點發生的曆史事件，如數家珍。每天晚上，他都打開一至二瓶法國紅葡萄酒，與我共飲，常常還發表品嚐心得。他在巴黎郊區那所住宅裏過著極其平靜的日子，除工作外，隻與書、音樂、家人為伴。他依然嗜書如命，自從有了網上書店，他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挑選一批，讓國內的親人訂購了捎去。他對國內的書情比我更熟悉，讀得也更多。他顯然沒有融入法國社會，也無意融入，法語能說但談不上流利，一直不肯學車，很少出門，出門則須仰仗妻子開車或公交。他是越來越像一個農夫了，甚至外貌也如此，憨厚無比。於是我想，世上的貴族豈不原本就是農夫，也許這正是最適合他本性的生活狀態。
2004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