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的嚴重性在於，我的遭遇不是個別的，在此之前已發生多起知名作家被盜名出書的事件，說明圖書市場的混亂已達到何種程度。這類事件大致都是不負責任的出版社與不法書商的合謀行為。其實，他們的手法也很簡單，都是一個套路：找寫手攢出一本書，內容怎麼糟糕都無所謂，隻要借助某些特征讓讀者誤以為是你寫的，能夠蒙騙一時就行，反正錢賺到手了；一旦被發現，就弄一張同名同姓之人的身份證，讓那個人頂著，那個人往往貧窮而且對法律無知，花幾個小錢就可讓他甘願就範。比如說，金城出版社出示的那張“周國平”身份證的複印件，其主人就是湖南的一個農民。在法律麵前，這種不法行為很容易被查明，王躍文勝訴就是證明。但是，治本之策還須依靠健全相應的法規，從整體上整治圖書市場。
作為個人，既然這種不法行為落到了我的頭上，我就不能僅限於表示憤慨，而必須起而與之鬥爭。當然，我也沒有更好的辦法，所能做的是兩件事：第一，通過媒體揭露真相，避免有更多讀者上當；第二，通過法律途徑追究當事人的侵權責任。
2005年2月
荒唐的起訴
在今年的圖書市場上出現兩種署名“周國平”的書，書名分別為《純粹的智慧》和《讀禪有感悟》。現已查明，這兩種書皆出自一個名叫葉舟的書商之手，然後由書商李某和曹某分別聯係出版社出版。對於書商們出示的同一份湖南農民“周國平”身份證複印件，常德市公安局出具了書麵證明，證實該身份證是偽造的。至此，兩種書的偽書性質已確鑿無疑，我遂起訴相關書商，海澱法院預定在9月26日開庭。
然而，此案尚在審理之中，我突然從媒體上獲悉，一個筆名叫李某的人因我對偽書《純粹的智慧》的評論告我侵犯其名譽權。接著，我收到海澱法院送達的起訴狀，讀了起訴狀全文，我隻感到荒唐。
今年2月，在發現偽書後，我曾寫《與偽書作鬥爭》一文，其中批評了《純粹的智慧》“內容尤其荒唐不經，惡俗之至”。我把該文發給媒體，多家媒體作了摘要報道，有的全文發表。3月31日，央視三套“文化訪談錄”播出關於偽書的節目，其中有對我的采訪，我指出《純粹的智慧》“完全是一本垃圾書”。
現在，李某以上述評論為由起訴我。我感到荒唐的是以下四點：
第一，我的評論完全是針對一本冒我的名字出版的偽書的，當時根本不知道李某其人以及他的任何著作的存在。起訴狀稱：“該書主要內容經認定出自原告的原創著作《體驗》”。此話可有兩種解釋：一，炮製該書的書商剽竊了他的“原創著作”，如果這是事實，他首先應該起訴書商而不是我；二，他默許甚至夥同書商使用他的“原創著作”來炮製這本冒名偽書，如果這是事實，應該是我起訴他而不是他起訴我。
第二，我的評論顯然是對事不對人的。即使該書不是一本冒我的名字出版的偽書，作為一個讀者，我仍有權對它的內容表達自己的評價。現在，在這個“原創”作者亮相以後，我重讀該書，發現仍不得不堅持我的評價。一個作者不同意讀者對其作品的評價，可以反駁和爭論，怎麼能訴諸法庭來禁止他所不喜歡的評價。正是在一種允許批評和反批評的健康環境中，才能淨化我們的圖書市場，使真正的好書得到傳播，改變垃圾書泛濫的可悲現狀。
第三，我無法理解法院何以受理這一起訴。在受理之前，法院至少應該審查一下原告與被告之間是否存在著關聯。就本案而言，作為名譽侵權案，原告至少應該提供我曾指名道姓侮辱其人格的證據，由於我此前完全不知道李某其人的存在，侮辱其人格之說就根本無從談起。在正在北京舉行的第22屆世界法律大會上，北京市高院院長秦正安提議：“提高訴訟門檻，或對律師的自我宣傳和報酬進行限製，防止濫訴導致司法製度效率低下。”我認為這一提議切中時弊。哪怕僅僅審查一下表麵證據，此案的濫訴性質也是一目了然的，本應該一開始就擋在訴訟門檻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