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設想法院將如何判決此案，我不免擔心法院會陷於尷尬的境地。偽書《純粹的智慧》是否同時也是一本劣書、垃圾書，法院該如何來對此下判決呢？如果判原告勝訴，是否就意味著它不是劣書，反之，是否就意味著它是劣書？很顯然，對於一本書的評價，涉及學術標準和審美取向，法院無法做出判決，即使做出了判決也不可能具有真正的效力，因而隻應排除在受理範圍之外。我不會違背自己作為一個學者的良知，任何人都不可能通過打官司來強迫我把垃圾說成金子。學術是非和趣味優劣自有其內在的化解途徑，司法對此應當尊重而不是幹預。
鑒於媒體上已大量流傳這一官司的消息，我隻好出來澄清事實，表明態度。我一向喜歡安靜，潛心從事研究和寫作，然而，今年一年中，官司接二連三，不勝其擾。我懇切呼籲建設合理的法律秩序，不要再讓學者備受濫訴的困擾。我自己一方麵渴望還我安靜，另一方麵不會辜負命運的賜予，將隨時寫下在各個案子中親曆的事實及我的感受和思考，給曆史留下一份真實的記錄。
2005年9月
多麼簡單的道理
李先生在9月22日《新京報》發表《我為什麼起訴周國平》一文，他在文中宣布：“我是《純粹的智慧》一書的作者”。這一本冒我的名字暢銷而內容低俗的書，現在其真實的作者公開亮相了，這有助於澄清讀者的誤解，對此我深表歡迎。李先生還宣布：“我是以《純粹的智慧》一書作者的名義去起訴的”。《純粹的智慧》已被證實是一本偽書，一個人怎麼能以一本冒名偽書的作者的名義去起訴被冒名者，這未免令人費解。不過，讀了他的整篇文章，我發現，令人費解之處比比皆是，要和這位李先生講清一些簡單的道理還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不想去反駁李先生所述的起訴我的理由，隻想稍微分析一下支撐其理由的“理論根據”。他的“理論根據”可以歸結為兩點：第一，“凡是經出版單位三審通過的出版物，在內容上均是合格產品”；第二，對於這些“合格產品”，“你有閱讀的自由也有不閱讀的自由”，但沒有批評（例如批評為“文化垃圾”）的自由，否則就是“對他人創作自由的歧視和幹涉”，就是侵權。
先說第一點。眾所周知，相當長的時期以來，圖書市場的情況十分混亂，一些書商與一些出版社為了各自的利益互相勾結，出版了大量內容低劣的書。這些書恰恰是“經出版單位三審通過”的，但“在內容上”決非“合格產品”。無論什麼產品，其生產單位的合法地位與產品質量的合格是兩回事，前者並不能擔保後者，這是多麼簡單的道理。李先生強調三審通過即內容合格，特別的用意是要為偽書辯護。他在接受《中國圖書商報》（見9月23日該報）采訪時聲稱：“打偽書是新聞出版部門和執法部門的事，跟周國平沒有任何關係”，“打偽書不包含對內容的評價”，如果評價就是“在維權時明顯違規”。這種論調的離譜簡直叫人目瞪口呆。打偽書是新聞出版部門和執法部門的事，也是全社會的事，隻是各有各的“打”法。作為普通公民，當然不能運用職權去禁止偽書，但可以也應該運用公民權利去揭露偽書，其中包括評價其內容。事實上，偽書往往是書商雇用寫手草草炮製，內容多半低劣，偽書和垃圾書乃是共生現象。一本書即使不是偽書，人們仍有評價其內容的權利，何況偽書。
這就要說到第二點了。可是，我實在不好意思說下去了。無論什麼公開出版物，讀者當然“有閱讀的自由也有不閱讀的自由”，但是，除此之外，還有批評的自由，這有什麼疑問嗎？出版自由不是出版物免受批評的自由，相反，批評的自由是出版自由的必要組成部分。李先生居然知道並且引用了伏爾泰的名言：“我不讚成你所說的話，但我要拚死捍衛你說話的自由。”他顯然沒有讀懂這句話。我當然不能阻止李先生用他自己的名字而不是我的名字出版任何書，然而，一旦出版了，他就不能禁止我對書中的內容說話，包括他不愛聽的話。現在，他不但不肯“拚死捍衛”、反而試圖用法律手段剝奪我說話的自由，所做的事恰與伏爾泰的主張背道而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