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子尤還有另一種移情。他把自己稱作“另一個故事版本中的妞妞”，理由是他與妞妞同年同月生，且同患癌症。這個視角贏得了他周圍的大人們的喝彩，也被媒體視為他的文章的最大看點。
看啊，現在有了兩個妞妞，一個活著的妞妞出來現身說法，告訴人們一個最簡單的邏輯：我媽媽不放棄，我還活著，所以我媽媽是真愛我，是高尚的；他們放棄了，妞妞死了，所以他們不是真愛妞妞，是卑鄙的。黑白分明，鐵證如山！
我理解子尤的心情。不用說一個十五歲少年，即使一個成人，患了絕症也會害怕被放棄。但是，我仍想告訴他，他不該自比妞妞，那些大人更不該用這個似是而非的類比來煽情。
同為患癌症，生命的境遇千差萬別，不是用患癌症就可以劃一的。一個簡單的事實：妞妞不到滿月就被診斷出了癌症，子尤則健康地活到了十四歲才發病。這是重大的差異，必使患者的父母有很不同的感受，而這種不同是不能夠用道德來評判的。就說說被子尤揪住不放的放棄手術吧。子尤引以自豪的是，他母親迅速決定給他動手術。他動的是什麼手術？摘除胸縱膈裏的一個腫瘤。妞妞要動的是什麼手術？摘除眼球。剛滿月的妞妞，雖已被查出癌症，眼睛仍然明亮美麗，叫我們如何下得了手！任何家長，在子尤的情況下都不會猶豫，在妞妞的情況下都會猶豫。我們不忍心挖去妞妞的眼睛，但決不肯放棄妞妞，隻好病急亂投醫，包括找了許多氣功師。奇跡沒有出現。十五年後，當子尤居高臨下地嘲笑“哲學家父親”在給女兒治病方麵“不僅不高明反而愚昧”時，我無言自辯。
回想救治妞妞的過程，我常想起昆德拉的一句話：“人在霧中行走。”我承認我是盲目的，每一步都可能走錯。走了幾步，回頭看看，那裏的霧似乎消散了，發現自己走錯了路，後悔莫及。其實我仍在霧中，真走了另一條路，未必不是後悔。在子尤眼裏，當年我們的路上沒有霧，一目了然，他隻看見我們一步步把妞妞送向了死亡。我無法否認這個事實：妞妞死了，他活著。當然，他和他的母親是英雄，我們不是。我不反對以成敗論英雄，但我祝願有一天他會懂得，至少不該以成敗論善惡。他們母子全力與死神搏鬥的勇氣令人敬佩，我不希望看到的是，這種勇氣轉化成了一種道德上的優越感和審判他人的權力。
四
我把《南方周末》發來的子尤文章轉發給了正來和雨兒。正來先後給子尤和他的母親寫信，雨兒給我寫信，表達了同一個觀點，即應該尊重對生命的不同態度。
正來在給子尤的信中寫道：“在上帝那裏，也就是在我們的生命和對生命的態度的淵源中，生命和對生命的態度，有的隻是不同，而不存在道德上的優劣。”正來是在子尤之後不久也被發現患有癌症並動了手術的，他向小病友談自己的體驗：“生命，一如死亡，於我都隻是一種上帝所賜的經曆：死亡的出現才真正意味著生命的存在……對死、對生，在我這裏是一樣的，都出自於上帝（或者我心中的佛）的規定。因此，在生的過程中，我所能做的便是所謂的行善……而不是去讚美或拒絕任何一種不同的生命或對生命的態度……”最後他懇切地說：“我絕不想改變你的任何看法，隻是以一種對朋友的嚴肅責任，真誠地告訴你我的看法，一種不同於你的看法，一種其他人不會向你表達的看法——我之所以能夠這樣，因為我與你一樣都是癌症患者。”
雨兒在給我的信中坦言：對於當年不主張動手術，“我也反思自己，可能在眾多的理由之中，隱藏著這樣的真實：懦弱的生命在回避太殘酷的現實。即便真如此，那也是人之常情。我還假設了，假如殘疾的妞妞活下來長大了（暫不考慮她的想法），或許我們會轉變想法，拚死不放棄，不過，那也與英雄主義無關，隻是血肉相連、長相廝守的愛讓我們實在不忍，撒不了手了而已。”她還指出：“對待類似妞妞那種境遇的生命爭取還是放棄？爭取就值得讚美，放棄就該被譴責（盡管事實是我們也爭取了）？對這種問題一直就有不同的看法。”
接著，雨兒打電話給正來，托他轉告子尤母子，她極其尊重他們對生命的信念，但她自己仍持當年的看法，因此，請他們把雨兒的話歸還給雨兒，不要籠統地扣在“哲學家父親”頭上。正來給子尤的母親寫信，轉達了這一請求，並表示：“希望你們能夠理解和尊重她對生命的看法”，“真的要感謝雨兒，感謝她能夠這樣真誠地為自己的對生命的看法和做法擔當。相信你們也會受感動的，因為這是一種對生命的勇氣。”信的結尾是：“想子尤好，想子尤有更多的從容和平靜，在熱愛和執著生命的同時，也能夠博大地寬容其他對生命的看法和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