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案組對蔣某的審訊沒有獲取呂某某被害案的有用證據。1997年2月4日，故意傷害裴某一案的幾名嫌疑人被邯鄲市勞教委員會批準勞動教養，但對此案的主謀蔣某，專案組卻以其涉嫌殺害呂某某案件未查清為由，將其另案處理。事實上，此後的蔣某並沒有受到任何處理。這其中，又有什麼原因呢？
民警張光誌回憶，所謂的另案處理，我覺得欠妥，另案處理後來就是不處理。
至1997年1月中旬，因為呂某某被殺案的線索中斷，偵查工作陷於停頓。而讓人想不到的是，作為本案主要嫌疑人的蔣某此時的身份卻變成了人民警察。一個身存劣跡、又與警察職業毫不沾邊的偵查對象，怎麼就神奇地成了警察呢？經調查組調查發現，蔣某的警察身份，是原曲周縣公安局局長指示政辦室主任辦的，政辦室主任先是將蔣某錄用為合同製司機，然後又辦理了《吸收人民警察審批表》、《首次評定授予人民警察警銜審批表》等，並經原邯鄲市公安局政治部副主任之手，由邯鄲市公安局政治部批準授予蔣某一級警員警銜，並發給了警服。從邯鄲市局到曲周縣局，不具備幹部身份的蔣某，有全套的人民警察人事檔案，先後四次調整公資，並晉升為三級警司。尤其令人費解的是，在蔣某由一級警員到三級警司的幾年間，他並沒有到曲周縣公安局上過一天班。
更令人費解的是，穿上警服的蔣某，印製的名片是邯鄲某集團公司董事長，該公司辦公地點就在邯鋼第一招待所，與呂某某專案組同樓辦公。沒過多久，邯鋼第一招待所提出諸多理由，不讓專案組在那裏辦公了。
在偵查工作沒有取得任何進展的情況下，專案組停止集中辦案，也沒有再次明確責任人，一樁命案被長期擱置，由此也為日後案卷的丟失埋下了伏筆。
民警劉讚川回憶，當時沒有規定在案卷移交中必須簽字，也沒有嚴格的檔案管理製度，像這類案件，案卷材料由主辦人保管。辦案人員調走，沒有案卷移交的程序，通常放在抽屜裏不管了。
主要辦案人員各自回到了單位，幾乎沒有人再關注此案，而案卷材料，更沒有人認真對待。據他們回憶，當時案卷材料應該是由分局移交給了刑警支隊，彙總到了時任刑警支隊四大隊大隊長的手中。但如此重要的案卷移交過程竟然沒有留下任何移交手續。
案件沒有偵破，專案組又解散了，王學磊別無選擇，隻好踏上上訪之路。
王學磊說，逼得我沒辦法，我才寫信給公安部、省委政法委、省檢察院、邯鄲市委政法委、邯鄲市檢察院，但連著發信都沒有回音。97年、98年、99年，我連著去公安部、全國人大上訪，也沒有人搭理我。
因為通過司法渠道沒有任何進展，王學磊轉而尋找媒體監督來促進案件的偵破。
王學磊說，我通過關係找到河北日報社，河北日報寫了個內參，很快省委政法委書記就批了，批得很嚴肅，轉到了邯鄲市。我聽說後，趕忙去找，邯鄲市檢察院一個姓李的副檢察長接待了我，他說，你這個事不要說了，省領導很重視，已經批下來了，而且批得很嚴肅，前天市委政法委專門開的會，讓市公安局組織專案組，為你盡快破案。
當新成立的市公安局專案組調閱案卷時，案卷已經找不到了。他們把當時參與破案的人員全部找遍了，最後的結果是，保管此案卷宗資料的原刑警四大隊大隊長已經病逝，案卷已不知所蹤。據辦案人員回憶，複興分局主辦該案的刑警大隊長韓福廷、副大隊長劉讚川，刑警大隊二探組探長張貴峰、偵查員陳連波等人負責立案手續以及先期現場筆錄等工作。但在專案組找他們要時，這些活著的人幾乎眾口一詞，說這些材料已經在專案組成立後交給了已經去世的四大隊大隊長。追問他們為什麼沒有辦理交接手續，一致的說法是，因為當時辦案程序並不規範。
劉讚川對調查組說，當時我作為刑警大隊副大隊長，領導安排我負責找卷宗。我知道，這個案卷是找不著了，因為沒有移交手續。領導要求認真查找，我把分局檔案室多少年都沒有動過的那些檔案，全部翻了一遍，還是沒有找著。
一起命案，非但多年未破，竟然連案卷材料也下落不明。如此辦案，已經不能簡單用工作程序不規範、管理不嚴格等說辭來自圓其說了。
王學磊沒有退路，唯有用上訪把自己的訴求往前推進。雖然公安機關沒有把殺害他妻子與蔣某聯係起來的證據，但這個在他眼裏劣跡斑斑的蔣某披一身警服，就使得他氣憤不過。於是，在王學磊的上訪訴求中，加進了依法嚴懲蔣某這個假警察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