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之名，最早是源於繪畫的“海上畫派”和京劇的上海流派，基本上是一個中性名詞。但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有關“京派與海派”的論爭中，“海派”就成為一個批判性的概念，其重點是在檢討上海文化和上海人精神氣質中的某些弱點。這應該是關於“國民性批判”思想的一個部分。
其實，在此之前，就有過所謂“上海氣”的議論。周作人還以此為題專門寫過一篇文章，認為“上海灘本來是一片洋人的殖民地；那裏的（姑且說）文化是買辦流氓和妓女的文化”，“上海文化以財色為中心，而一般社會又充滿著飽滿頹廢的空氣”。而周作人觀察的深刻之處還在於他指出：“上海氣的精神是‘崇信聖道，維持禮教’的，無論筆下口頭說的是什麼話。他們實在是反穿皮馬褂的道學家”。其兄魯迅也有類似的看法，他在三十年代的上海灘發現了“西崽”，他們“倚徙華洋之間，往來主奴之界”，“覺得洋人勢力，高於群華人，自己懂洋話，近洋人，所以也高於群華人；但自己又係出皇帝，有古文明，深通華情，勝洋鬼子，所以也勝於勢力高於群華人的洋人”，因此，西崽們都是以“國粹家”自居的（《“題未定”草（二）》）。——今天的上海灘（當然也不隻於上海灘）似乎也還可以看到這樣的“西崽”的身影。而另一位作者錢歌川所說的“洋人崇拜”也是遺風猶存。
三十年代由沈從文引發的京、海之爭，是圍繞著上海社會的資本主義化而導致上海文化的商業化而展開的。批評者（如沈從文）認為“‘名士才情’與‘商業競賣’相結合”，會造成“投機取巧”、“見風轉舵”這樣的惡俗的世風與文風（《論“海派”》）。而辯護者（如蘇汶）斷言以商業性為主要特征的“機械文化”即都市文化的“迅速的傳布”是一個不可阻擋的曆史趨勢（《文人在上海》）。魯迅則同時把京、海兩派的文化，都收入自己的批判視野，指出：“帝都多官，租界多商”，“‘京派’是官的幫閑，‘海派’則是商的幫忙而已”（《“京派”與“海派”》）。因此在魯迅看來，京、海兩派遲早是要合流的：魯迅所關心的始終是文化現象背後的權力關係，以及知識分子和權力的關係，這都是抓住了要害的。
據說今天的“海派”已經作為一個褒義詞出現在生活中。但當文學再度遭遇商業時，當年的批判性反思大概也還會有啟示意義，它至少可以有助於更全麵地來檢討“海派”即上海文化、上海人性格精神氣質的優劣得失。
周作人
我終於是一個中庸主義的人：我很喜歡閑話，但是不喜歡上海氣的閑話，因為那是過了度的，也就是俗惡的了。上海灘本來是一片洋人的殖民地；那裏的（姑且說）文化是買辦流氓與妓女的文化，壓根兒沒有一點理性與風致。這個上海精神便成為一種上海氣，流布到各地去，造出許多可厭的上海氣的東西，文章也是其一。
上海氣之可厭，在關於性的問題上最明了地可以看出。他的毛病不在猥褻而在其嚴正。我們可以相信性的關係實占據人生活動與思想的最大部分，講些猥褻話，不但是可以容許，而且覺得也有意思，隻要講得好。這有幾個條件：一有藝術的趣味，二有科學的了解，三有道德的節製。同是說一件性的事物，這人如有了根本的性知識，又會用了藝術的選擇手段，把所要說的東西安排起來，那就是很有文學趣味，不，還可以說有道德價值的文字。否則隻是令人生厭的下作話。上海文化以財色為中心，而一般社會上又充滿著飽滿頹廢的空氣，看不出什麼饑渴似的熱烈的追求。
結果自然是一個滿足了**的犬儒之玩世的態度。所以由上海氣的人們看來，女人是娛樂的器具，而女根是醜惡不祥的東西，而**又是男子的享樂的權利，而在女人則又成為汙辱的供獻。關於性的迷信及其所謂道德都是傳統的，所以一切新的性知識道德以至新的女性無不是他們嘲笑之的，說到女學生更是什麼都錯，因為她們不肯力遵“古訓”如某甲所說。上海氣的精神是“崇信聖道，維持禮教”的，無論筆下口頭說的是什麼話。他們實在是反穿皮馬褂的道學家，聖道會中人。
自新文學發生以來，有人提倡“幽默”，世間遂誤解以為這也是上海氣之流亞，其實是不然的。幽默在現代文章上隻是一種分子，其他主要的成分還是在上邊所說的三項條件。我想，這大概就從藝術的趣味與道德的節製出來的，因為幽默是不肯說得過度，也是sophrosune——我想就譯為“中庸”
的表現。上海氣的閑話卻無不說得過火，這是根本上不相像的了。
上海氣是一種風氣，或者是中國古已有之的，未必一定是有了上海灘以後方才發生的也未可知，因為這上海氣的基調即是中國固有的“惡化”，但是這總以在上海為最濃重，與上海的空氣也最調和，所以就這樣的叫他，雖然未免少少對不起上海的朋友們。這也是複古精神之一，與老虎獅子等牌的思想是殊途同歸的，在此刻反動時代，他們的發達正是應該的吧。
(本章完)